但是，黄药眠先生没有抹杀客观对象物的重要，客观对象物的价值性仍然是重要的。他说：“我们承认美是客观事物的在人脑中的主观的反映，并不是说美没有客观性。例如，丰收所得的谷物与狩猎所得到的野兽，原始人都感到快乐，因为满足他们的物质的需要，所以感到是美的”，“显然美是有客观性的，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可以假设，任何原始人类放在狩猎到许多野兽的环境下，都会感到这些事物是美的。这样看来，可以说美是有客观性，但是通过人的意识表现出来的。”[8]黄药眠的意思是，美的客观对象不是那种与人没有联系的或只发生生物性联系的对象，如“人的奋斗史，以整个历史来看，它是有客观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它是客观的，它本身具有价值性，可以成为我们的积极评价对象，所以它是美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黄药眠所理解的客观现实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也就是“人化的自然”，不是那种纯然的物自体。这个观点与他1950年《论美与艺术》一文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种美论与朱光潜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美论不是一样的吗？看来还是不一样的。关键在于黄药眠不是谈哲学上的“统一”，而始终认为美是主体对于客体对象的“评价”。在《不能不说的话》的讲演录中，“评价”一词出现了12次之多，而且语境都差不多，即认为美是对客观事物的评价。这就是说，黄药眠先生对哲学上的这个“统一”、那个“统一”不感兴趣，他在讲演开始时就说：“将哲学上的认识论的命题（物先于人存在）硬套在美学上，是不适当的。”又说：“我以为只抓着哲学上的教条，对美学上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9]他转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中寻找新的理论支持，这就是价值论。在“美是一种评价”的命题中，客体要有价值性，主体要有评价的能力，而主体以自己的审美能力揭示客体的价值性的过程，是一种评价的过程，而评价过程是人的一种活动。这样，黄药眠先生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简单揭示“美的本质”的命题，而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人的审美活动是什么”的问题。这一提问的转变以及阐述视角从哲学转向价值学，把美和美感联系起来考察，大大推进了当时的讨论。如果当时有人沿着他的思路研究下去，那么20世纪80年代苏联学者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也许就不那么新鲜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药眠用他的“美是评价”的观点来解释文学艺术问题。他认为文学作为人的创造，“写出了人类生活的评价，又写出了艺术家对人的审美生活的评价。故说，艺术既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美，又反映了艺术家对生活对艺术的评价”。[10]他举了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形象为例，说保尔说，人生应该如何如何过，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保尔对生活的评价；而作家写出了保尔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并加以赞美，则是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所以黄药眠认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生活高于艺术，因为生活中许多丰富的东西，艺术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说艺术高于生活，因为艺术家对生活必须加以评价。为了更深入说明这一点，他又提出丑的事物为什么在艺术中可以变成美的问题。这里的关键还是“评价”，他说：“丑的事物是由于我们对它的批判所引起的美感。”[11]所谓“批判”也就是一种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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