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关系。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重要的问题，又常常是纠缠不清的问题。例如，“文革”和“文革”以前一直认为题材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对文艺的价值似乎具有决定的意义。所以很长时间流行“题材决定”论。这实际上过分强调创作客体的重要性，而忽略创作主体的意义。朱光潜从实践论出发，对此问题作了辩证的理解。他说：“‘艺术’（art）这个词在西文里本义是‘人为’或‘人工造作’。艺术与‘自然’（现实世界）是对立的，艺术的对象就是自然。就认识观点说，艺术是自然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实践观点说，艺术是人对自然的加工改造，是一种劳动生产，所以艺术有‘第二自然’之称，自然也有‘人性’的意思，并不全是外在于人的，也包括人自己和他的内心生活。”[8]这段话可以看作朱光潜对文艺本质的基本理解，这里特别强调文艺与自然是对立的，他曾引用过狄德罗的话“自然有时是枯燥的，艺术却永远不能枯燥”借以说明自然不等于艺术，必须通过人对自然的加工，克服了这种对立，转化为“第二自然”，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基于对文艺的这种理解，对创作主体和客体问题提出了他的见解：“一切艺术都要有一个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因此，既要有人的条件，又要有物的条件。人的条件包括艺术家的自然资禀、人生经验和文化教养；物的条件包括社会类型、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社会实况和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不断加工改造的对象；此外还要加上用来加工改造的工具和媒介（例如木、石、纸、帛、金属、塑料之类材料，造型艺术中的线条和颜色，音乐中的声音和乐器，文学中的语言之类媒介）。所以艺术既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物，它和美感一样，也是主客观的统一体。”[9]在这里，他不但对创作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解释，强调艺术加工是连接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中介，而且对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的条件也加以详细地说明。例如主体的条件，包括自然资禀、人生经验和文化教养。自然资禀是先天的条件，人生经验和文化教养则是后天的条件。像人生经验按照朱光潜的理解是生活实践的结果。人总要与外界打交道，其中包括与自然打交道，与社会打交道，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人从认识到实践，又从实践到认识的不断反复流转的过程。人就在改造自然和改造自己的过程中获得了“生活经验”。生活经验是创作主体的基本条件，没有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包括体验），创作主体就不具备创作的条件。而且按照他的物甲/物乙说，只有生活实践所形成的生活经验，才能把外在的物变为心中之物，这样创作主体才能与创作客体打通，实现物我交融和主客体的统一。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朱光潜早期的艺术思想由于从克罗奇的直觉论出发，所以更高地评价浪漫主义文学，而或多或少地贬抑现实主义文学。后期的艺术思想已经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文艺界大家都只重视现实主义的气氛中，为何依然钟情于浪漫主义呢？显然，这与他的实践论的美学观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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