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毛泽东自己,也主要是强调其文艺思想的政治方面。特别是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1]当然,就这些话来说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方针政策是否应当有所调整呢?这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提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2]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但是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其他运动,这个重要的方针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实现。
从今天的观点看,不论当时还遭遇到多少内外挑战,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点毛泽东曾早在1948年3月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指出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我们就会站不着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新中国成立后,也明确了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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