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在思想上是否也要立足于建设；在文学理论上，是否应该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后一种元素和倾向，是否应该有新的视野和思考，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1956年提出文艺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8年冲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论“宪法”，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1965年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此外还提出“共同美”问题等，都力图挣脱苏联文学思想的束缚，从新中国文艺的实际重新加以思考。但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坚持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思想，丝毫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变。随后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所以不久又发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尤其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甚至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更加深了人们对于政治裁判学术是合理的印象；但另一方面，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提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3]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这种主张似乎又开辟新的思考和新的方向；这就使人们不能明确地判断他的思想走向，加上当时他的崇高威望和人们的绝对推崇，再加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政治热情的持续发酵，在整个50—70年代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是如此强大，主流的理论家不允许人们从其他视点来解释文学，文学仍然固定不变地看成是从属于政治的。终于，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念，从1949—1956年的泛政治化文艺倾向，演变为1957—1960年的批判右倾的文艺思潮，演变为1962—1966年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最终演变为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文革”。
因此，从主导的倾向上看，当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领导者，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相反让人家想到苏联的“拉普”派，想到庸俗社会学，想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简单公式。这不能不是历史的悲哀。
当然，就是在上述“文艺从属于政治”为主导文学观念的时期，也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状况。这就出现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文艺思想“早春天气”的活跃和1960—1961年文学思想的“调整”时期。虽然这两段时间很短暂，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思想，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与推进，但遗憾的是这里新问题、新思想只能成为一种非主导的倾向与话语。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观念的另一个推动力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在新中国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在文学理论方面全面学习苏联成为一种潮流。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小册子都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得到广泛传播。苏联50年代初期的文论也是政治化的。如典型问题就提到苏共党的代表会上去，并认为是政治问题。从理论专著、论文、教材到理论教员的全面引进和学习，使得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完全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文论的后面。50年代流行的苏联的文艺思想，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总体看来，这些文论体系对文学的性质、特征和功能的阐述，普遍存在着教条主义、烦琐哲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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