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这两部教材的体系结构、具体内容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仍然没有解决。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具体内容，主要的是把文学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来加以安排与阐释。体系结构，从文学的一般问题到文学的特殊问题的安排，是完全哲学化的。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学问题的解说，也是哲学化的。例如，对于文学性质，则说“文学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规律，则说“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素材的加工改造”，“关键在于形象的典型化”；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则完全套用哲学的思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又有主导的一面，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作品有怎样的内容就要求有怎样的形式，而它的某种形式总是为了表现特定的内容的。”[2]而对于文学的典型，则说 “典型人物就是指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足以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某些共同本质的人物形象”[3]。这个定义只是对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统一的一种变化而已。教材对主要文学问题阐述都是哲学化的。问题是哲学方法论能不能替代文学方论呢？哲学的反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方法论呢？这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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