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谈谈文学修辞的性质问题。文学的题材来自社会生活，它能不能转变成文学作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修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我们不能仅仅把文学修辞看成是一种字词、句子、章节、修辞格等语言工具的运用。按照现代的语言观，语言符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种存在，在人类有了语言符号之后，语言符号始终先于人而存在。因此，人一出生，就落入到语言的网络中，人们不但不可能从语言符号中挣脱出来，而且不得不通过语言去看这世界。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这里就不赘述了。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语言的修辞性问题。语言的本质是语法还是修辞，结构主义的索绪尔强调的是语法，强调语言是共时性的语法规则，修辞只是语法中的一个子项。这种看法认为共时性的语法，才能使符号清楚表达意义，而且主旨才会凸显出来；但后来的解构主义强调语言的本质是修辞，修辞破坏语法的规范，文学的歧义、朦胧、不可解才得以产生。因此，解构主义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修辞性的。我的看法是世界是“结构—解构”的运动，语言中既有结构的性质，也有解构的性质，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因此语言的本质既是语法，也是修辞。语言的语法性使文学作品意义获得明晰的审美信息，语言的修辞，特别是偏离性的修辞，则又使作品意义获得含混性、朦胧性和歧义性，这前后两种结合正是优秀文学作品可解不可解的原因。例如，杜甫《春望》中的句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修辞的特点是模糊主语，让读者摸不清楚主语是什么。但一方面它的审美信息是清晰的，那就是对“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国恨家仇感到忧心与愤怒；另一方面它的审美信息具体说来又是不清晰的，这里是说人看到花后不觉流下眼泪，见到鸟也觉得惊心呢？还是说在那混乱的时候连花也溅泪鸟也惊心呢？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这里又充满歧义和含混。同样，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全诗用了比喻、象征、对偶等修辞手段，它具有结构性，意思总的说是清楚的，那就是“怀人”；但又具有解构性，诗中究竟是怀念什么人的或求助什么人呢？则是不清楚的。一说认为此诗作于大中五年（851），当时李商隐在徐州卢弘止处当任幕僚，卢弘止死，李商隐从徐州到长安，因为长期在外做幕僚，感到无聊，想通过关系进翰林府。他想向当时出任宰相的令狐绹陈情。但又没有门路，很难见到，所以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但他想见令狐绹的心情是那样坚定和急迫，所以就用了比喻的句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想到自己青春易逝，又有“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比喻，但他没有失望，总觉得还会有人帮助他，所以又有“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的句子。一说认为李商隐为思念他的情人而作，全诗所写，无非是对他的情人的一片真情。此外，还有寄托、艳情、狎游、感遇、政治、悼亡等多种解读。
其次，再来谈谈文学修辞的作用和功能问题。文学修辞通过字词、句子、章节、篇的艺术加工方式，用以加强或改变文学题材本身的性质。文学题材就是作家已经掌握的写作的材料。对诗来说，它的材料就是情景，对小说来说，它的材料就是故事。情景、故事本身是有颜色、温度和情调的，如有热烈的、温暖的、冷淡的、凄凉的、寒冷的、豪放的、婉约的、欣喜的、悲哀的、红色的、黑色的、绿色的、白色的等。文学修辞的作用就是加强或改变这种颜色、温度和情调。一般来说，通过文学修辞来加强题材的颜色、温度和情调，这是比较好理解的。让我们来重读一下大家都熟悉的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经验,困局与出路论文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