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避成都徐知道之乱，流落到梓州。宝应元年（762）安史之乱到了尾声。唐军讨伐史朝义，收复东京和河南等地；763年正月，史朝义委任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投降，史朝义自缢身亡，李怀仙乘机割其首献唐军，河北诸州叛军皆投降，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在梓州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作了此诗。安史之乱这一时期是杜甫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听到这个好消息，其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就这首诗的题材而言是喜与乐，是暖色调的。杜甫加强了此诗题材的暖色调，使“暖”变为“热”。杜甫在文本修辞上下了不少功夫，先写喜极而泣，这里用了对比修辞，本来是喜乐之事，应该笑才是，但杜甫偏写“初闻涕泪满衣裳”。接着写“妻子愁何在”，则是用衬托修辞，用妻子的“愁”来衬托诗人的“喜”。“漫卷诗书”一句看似闲笔，但闲笔不闲，表现了诗人那种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白日放歌”、“青春作伴”两句是夸张，把暖色调提升为热色调了。最后两句用了由西向东和由南到北的四个地名，诗人想象立刻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返回老家了。这里用得最好的是“从”、“穿”、“下”、“向”四个字，正是这四个字把四个地名联成一气，表达了诗人返回老家的急切心情。这首诗被称为“天下第一快诗”。诗人的修辞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加强了题材的原有的色调。许多作品中修辞的作用和功能，都是顺着题材的颜色、温度和情调，使红者更红，绿者更绿，蓝者更蓝，黑者更黑；使温者更温，冷者更冷；使悲哀者更悲哀，欣喜者更欣喜……
文学修辞的另一种作用和功能则是改变原有题材的颜色、温度和情调。这就是说，这种文学修辞是通过词语等形式方法的雕琢，使题材本来的意义发生逆转，黑的似乎变成了红的，暖的似乎变成了冷的，悲的似乎变成了喜的。这里就表现出了修辞功能更为巨大的力量。我过去把这种情况表达为“形式征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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