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是强调修辞对题材的一种适应，一种呈现，那么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我们可以提一些问题：为什么艺术家、作家总是热衷于写人生的苦难、不幸、失恋、挫折、伤痛、死亡、愁思、苦闷？“丑”以什么理由进入文学创作中？难道仅仅因为它可以跟“美”对照吗？或者可以供“美”的理想批判吗？为什么现代艺术家往往喜欢写生活里的荒诞、异化、变形、失落、沉重、邪恶？我们可以想到，要是修辞作为形式的因素只是消极地适应和呈现这些题材的话，那么这些文学作品还能产生美感吗？所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内容是主人，形式是仆人，形式仅仅是消极的配合、补充内容，服服帖帖地为内容服务。这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很多人讲。的确题材吁求形式，题材是主人，形式似乎是客人。然而一旦把这个客人请到家里来了，那么这个客人是否处处、时时都要听从主人的安排呢？那就很难讲了。实际上文学创作的实践证明，客人一旦到了主人家里，往往就造起反来，最终是客人征服主人，重新组合、建立起一个新的家，不是原来那个家了。所以作为修辞的形式征服题材，两者在对立冲突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意识秩序和有生命的艺术世界。我的基本观点是：艺术创作最终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但是这不是形式消极地适应题材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加强题材的色调的结果；恰恰相反，有时候作为形式的修辞与题材对立冲突，最终是作为形式的修辞征服题材的结果。所以有时候修辞与题材这两者是相反相成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枯燥，我给大家举个现成的例子——鲁迅的《阿Q正传》。从题材的角度说，《阿Q正传》是悲剧还是喜剧呢？当然是一个悲剧了。一个年轻的贫苦的农民参加辛亥革命，在革命中糊里糊涂地被人杀害了，在被杀害时还不觉悟。他觉得自己的圈画得不圆，觉得自己赴刑场的时候不能唱一段京戏，为此而苦恼。这是个喜剧还是悲剧？就题材而言，就素材而言，它是个悲剧。但是如果鲁迅通过修辞加强这个悲剧的色调，用这种悲剧的情调来写《阿Q正传》的话，我们会喜欢这部作品吗？我们肯定不会喜欢。鲁迅在修辞上恰好是用喜剧的情调和幽默的情调来征服《阿Q正传》的题材，使我们处处觉得很可笑很幽默。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让我们觉得很可笑：他明明没有钱，他就想，我儿子会比你阔多了。他有许多表现说起来都是非常可笑的。但真正能把《阿Q正传》读进去的读者会知道，第一遍我们读的时候的确是哈哈大笑，但当我们读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当我们刚刚要笑的时候我们笑不起来了，原来是笑里包含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悲剧。鲁迅正是以一种独特的喜剧性的修辞，用幽默的情调征服了《阿Q正传》的题材，使《阿Q正传》的题材原有的色调发生逆转，这样《阿Q正传》成了名篇佳作，成了一部流传不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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