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1]
这意思是说，陆机常看一些文士的作品，他们自以为对创作的奥秘有体会。可他们所用的文辞实在不敢恭维。其美丑好坏，都还可以议论。陆机认为，自己要是动手创作，就会领悟到创作的甘苦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常怕自己的构思与所表现的事物不相符，运用的文辞不能准确地表现自己酝酿好的心象，这种困难不是道理上不易理解，是实践起来不容易。体道困难，而言道更难，所谓“言不尽意”就是对此而言的。陆机可能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加之自己创作的体验，也认识到文学创作中酝酿构思是一回事，而最后用言语表达又是一回事。酝酿构思好，心象鲜明，并不等于创作成功，困难还在于文辞的传达和修辞的成功。这样他就提出了“文不逮意”说。
刘勰也在其《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指出：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2]
刘勰讲的无疑比陆机又进了一步。他的论述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肯定了“胸中成竹”不等同于“手中之竹”，不但不等同，而且有时距离很远，所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下笔之前，气势高涨，以为一定能把心中酝酿的心象，充分地表现出来。等到把心中所想变成了言语文字，才发现表现出来的只有原来所想的一半。在魏晋六朝的玄学讨论的言意之辨中，有“言不尽意”与“言能尽意”的争论。很显然，在这一争论中，刘勰站在了“言不尽意”的学术立场上。第二，刘勰认为在文学创作中，言不尽意乃是心象的不确定性、活跃性所引起的。通过“神思”活动所形成的心象，“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意象（心象）凌空翻飞容易出奇，用言语的具体表达就难于精巧。心象来自构思，言语则要根据心象，结合得好，就能表现贴切，结合得不好，就差之千里。有时道理就在方寸，而表现要求之于外域，有时意义就在咫尺，而言语表达起来，又像远隔山河。这就是说，由于心象的流动性、易变性，心象与语言表现之间有很大距离。第三，为了达到语言对心象表现的贴切、精巧，要“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意思是说，要平时加强修养，不靠写作时的冥思苦想，掌握好艺术技巧，不靠写作时徒劳费神。实际上，这里仍是强调“虚静”精神状态的培养，平时静心凝神，勤学苦练，运用时精神放松，自然而然，那么就能像后来苏轼所说的“无意于佳乃佳”，“冲口而出”乃成好诗，达到语言表达与心象神情的一致与贴切。
（2）文学修辞的效果：“语不惊人死不休”
尽管文学创作中常常是言不尽意，但是真正的文学家并没有在语言面前退却，相反他们对诗歌等的言语表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产生无数优秀的诗篇和其他伟大作品。反映到文学理论上面，也提出了解决语言表达困境的思路。比较早的说法如孔子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辞达而已”，孟子的“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3]，汉代王符提出“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4]，六朝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语言创新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专门列了《章句》篇，对文学创作中的言语问题作出不少有益的分析。司空图等的“言外之意”说十分重要。唐宋后，关于文学创作中语言的推敲的论述更是不计其数，这里不再一一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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