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突出提出杜甫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5]，着重阐明其文学修辞意义。杜甫的这句诗历来都脍炙人口，但一般都仅仅从杜甫作诗刻意求工和重视词语锤炼的角度来理解，很少有人去阐明这两句诗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杜甫写下这两句诗，不仅是对他自己创作精神的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诗歌中言语表达及其追求的问题。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讲诗歌言语表达要有惊人的效果，而且要创新，不能陈陈相因，落入窠臼，而必须别出心裁。
陆机在《文赋》中说：“谢朝华于已披，言夕秀于未振”。这里是以比喻说明古人反复用过的词语，如早晨的花朵一样凋谢了，古人未用的或少用的词语，犹如晚出之秀，未经他人振刷，则应予以启用。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与陆机提出的文辞创新的观点一脉相承，不过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说得更动情，也更具效果。杜甫之后，呼唤文学语言创新最力者乃是散文家、诗人韩愈。
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6]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7]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8]
在这里，韩愈提出了四点：文辞对创作的重要，“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陈言务去，因为陈言没有表现力；言语的创新是不容易的，是戛戛其难的；解决文学言语的表达和创新，主要是创作主体要“气盛”，“气盛言宜”。只要气盛，不论言语的长短、声音的高下，都必然合宜。韩愈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其核心之点还是要创新，要去陈词滥调，与杜甫出语“惊人”的思想相呼应。语言创新一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在韩愈之后，其门下李翱、皇甫湜、孙樵等更提出“趋奇走怪”的论点。苏轼、元好问、杨慎、袁枚等人对文辞出新也都有精辟深微的论述。
在文学创作中，文学语言如何才能适应内容的表达，如何才能出新，如何才能取得“惊人”的艺术效果？总结古人的论述，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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