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不是像形式主义文论者所说的那样，封闭在语言自身中。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同行，社会文化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语言的变化，反过来文学语言的变化又增添了社会文化内容。还有，文学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既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反过来文学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又为社会文化增添了亮点。
（一）文学语言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变革
无论中外文学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妨先来看外国的情形。
1.欧洲：从拉丁文到俗语的变迁
大家知道古代欧洲各国多用拉丁语写作。拉丁文相当于中国的文言文。14世纪，被恩格斯称赞为“旧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新世纪第一位诗人”的但丁首先用意大利北部一个邦的方言写作，即用那个地方的俗语写成了著名的《神曲》。结果这部作品所使用的俗语，在一百年左右时间之后，就成为意大利的国语而流行起来。最值得一提的是英语的问世。现在流行的英语当时不过是英格兰“中部土话”，但由于乔叟、威克利夫用这种土话来写作，发生了影响，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等到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这种英语随着英国的扩张而流行全世界。胡适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1]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意大利的情况，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当时还是一个神权统治的专制的世界，规则严整的拉丁文正好与少数神父、牧师的身份相匹配。而但丁所主张的俗语，用但丁自己的话来说，是“小孩在刚一开始分辨语词时就从他们周围的人学到的习用的语言”，是“我们摹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规则就学到的那种言语”。[2]胡适多次谈到意大利的俗语革命，他的白话文学革命可能受此启发。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但丁、薄伽丘，还是乔叟、威克利夫，都是倾向于下层的市民阶层的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而坚持用拉丁语的则是上层僧侣和贵族。应该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化影响和决定了俗语的流行，特别是在文学写作中的流行。但是，正是俗语成就了意大利和英国的文化，如果没有俗语、土话的流行和普遍的使用、流传，就不会有意大利、英国在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喜剧，为整个欧洲的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欧洲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互动又互构的最值得书写的情况。
2.中国：从文言到白话的变迁
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向中国。中国的文学语言经历了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白话开始替代文言的时期。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白话是一种趋势，是在不断发展的，或者说是随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胡适毫不避讳这一点，他说：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3]
胡适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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