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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经验、困局与出路_童庆炳(二、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 第(2/10)页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巨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4]

按照胡适的看法,如果不遇到明代的前七子的复古潮流,那么中国文学早就语体化了。胡适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了《文学改良刍议》,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等许多人的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实践的成功,更推动了白话文运动。胡适主张先从语言文字上改用白话文,形成“国语的文学”,然后再利用作家创作上的运用,形成“文学的国语”。胡适本以为至少“要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来”。[5]但是出乎胡适意外的是,白话和白话文学不过四五年时间就在全国普及了。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话,《每周评论》也改用白话,1919年全国四百余种报纸采用白话。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逐渐白话化。教育部受形势所迫,在1920年颁布教令,规定从这一年的秋季开始,全国各地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课一律采用国语。白话不过几年时间,就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这是偶然的吗?难道仅仅是胡适、陈独秀几个人提倡就能办得到吗?实际上,早于胡适很久之前,黄遵宪就提过“我手写我口”,梁启超提出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也主张用白话,可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胡适他们却成功了呢?胡适一直用“历史进化”的观念来解释,实际上这是解释不通的。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大家知道胡适提出白话“文学革命”的1917年,世界上发生最为巨大的事件,就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这给中国人民一个鼓舞,为什么俄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就做不到?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进步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于是这才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切西方的思想几乎同时涌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一齐涌入,以反对旧制度旧伦理的打倒“孔家店”的社会思想响遍全中国,这是两千年的古老中国第一次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涌动,中国社会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一次刷新。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社会开始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逐渐改变,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起码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第一是从贵族转向平民;第二是社会文化从古典转向现代。

语言体认了社会文化的这两个层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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