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层面，白话体认从贵族转向平民的变化。人们可能会想，不论文言、白话都不过是工具，都可以表现士人的思想，也都可表现平民的思想。其实这样想是不对的。文言文的问题，说到底是封建社会上层贵族的语言，闻一多说：“文言是贵族阶级产物（知识阶级）。中国正统文学，知识阶级所独有；小说戏剧近平民，不发达。”[6]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文言文在古代的功能基本上（不能说全是）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以文言文为工具的科举制度，从思想和语言上控制知识分子，选择作为奴才的各地官员。因此科举中的“八股文”，无论有何优点，都是文言文中最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不用小说、戏剧作为科举语言工具，那是因为小说、戏剧所拥有的白话属于平民。胡适说：真正的文学“来源于民间。人的情感在各种压迫之下，就不免表现出各种劳苦与哀怨的感情，像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种种抑郁之情，表现出来，或为诗歌，或为散文，由此起点，就引出后来的种种传说故事，如《三百篇》大都民间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哀怨之声，也就是民间半宗教半记事的哀怨之歌。后来五言诗、七言诗，以至公家的乐府，它们的来源都由此而起的……”[7] 这种白话文化很难用来表现贵族高层的思想感情。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如唐代的敦煌曲子词的一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称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完全是一曲生动的白话词，语言生动，有气势，有韵调，如果我们用文言写，断断写不出这样的意味来。同样的道理，一段古文，即使是韩、柳、欧、苏的古文，如果用白话来翻译，也必然要丧失原来的意味。原来文言与白话所表现的是不同阶层的思想感情，一种是士人的思想感情，一种是平民的思想感情。不同阶层的文化，是不可以互译的。但我这样说的时候，决无贬低文言文的意思。文言文是中国古代语言中保留古代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信息最多的一种话语。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别是先秦到唐宋的文学最有价值的也是用文言文写的。我们不能不看到，像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许多诗人作家的作品，都主要是用文言写的。他们的文言作品承载着更厚重的意味，这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流行白话文，全盘否定文言文，那么也就差不多把中国一部文化史给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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