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观上的这种变化,很自然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21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文论流派在文学语言观上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作品中的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在其重要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在反复强调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之后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2]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尔特走得更远,他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叙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述作品是一个大句子。”[3] 超过语言层就是文学的“外界”。
这种现代语言论的文学观念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似乎可以从“人”和“文化”这两个视角来证明文学语言本体论有其理论基础。
人的角度的说明。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不是与拥有语言符号密切相关呢?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下来。20世纪哲学界一个特异的现象就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人自身。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他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考察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4]
语言是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因此,在卡西尔看来语言也是区别人与动物,并指明人的独到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卡西尔说有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情感语言;一种是命题语言。在类人猿那里有情感语言,它可以表达情感,但不能指示和描述。因为它不具有“延迟摹仿”和“移位”的认知机制,也不具备转换、开放的机制。因此,只有在人这里,才用具有认知、转换、开放机制的“命题语言”进行交往活动。人才是真正的语言符号动物。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我们祖先的一种新的感叹,就可能是生活的一种新意向。感叹与意向之间只是一种表里关系,不是思想内容与传达工具的关系。进一步说,人的语言与人的感觉、知觉、想象、理解等心理机能是同一的。语言不是外在于人的感觉的,是内在于人的感觉的。就以个体的人的语言发展而言,他的语言与他的感觉是一致的。一个老年人说不出儿童那样天真烂漫的话,是因为他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失去了“童心”,找不到儿童的感觉。同样的道理,儿童有时会说出一些完全不合理不合逻辑但却极生动和极富诗意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无知,他们还没有“社会化”,他们的语言与他们的幼小心灵的感觉是同一的。在现代,语言“宰割”生活的现象到处都存在。一个“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词语的出现,把成千上万完全不同的人推到了同样的境地。一个“改革开放”的新词多么“武断”地把多么不同的事件纳入其中。生活交往中拥有一个新词或新的词语组合,就表明对生活的一种新态度,或者是人们的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或者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或者显示某种生活正处在变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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