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的构想是：以审美评价活动为中心的同时，还必须双向展开，既向宏观的文化视野拓展，又向微观的言语的视野拓展。我们认为不但语言是在文学之内，文化也在文学之内。审美、文化、语言及其关系构成了文学场。文化与言语，或历史与结构，是文化诗学的两翼。两翼齐飞，这是文化诗学的追求。程正民教授深刻指出：“文艺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出发，也可以从结构出发，但如果是科学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历史与结构的统一。文艺学如果从历史出发，那么历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审美结构；如果从结构出发，那么也只有靠历史的阐释才能理解结构的整体意义，对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只有通过历史的阐释才能得到深化。”[1]这种看法把历史的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很合理的，很有启发性的。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克服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所带来的片面性，文学研究也才能实现再一次的“位移”，即移到整体的“文学场”及其要素的联系上面来。
（一）向宏观的文化语境拓展
在研究文学问题（作家研究、作品研究、理论家研究、理论范畴研究等）的时候，要向宏观的文化视野拓展，以历史文化的眼光来关注研究的对象，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不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研究，因为任何文学对象都是更广阔的文化的产物。这样，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都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关联”、“社会的关联”。恩格斯曾经称赞过黑格尔的“伟大的历史感”，认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在历史中有一种发展、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认为他“在现象论中，在美学中，在历史哲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伟大的历史观，材料到处是历史地、即放在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处理的”。恩格斯的观点表明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2]别林斯基也深刻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错误的。”[3]“历史优先”是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只有把研究的对象放置于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能充分揭示对象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开掘出审美精神、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来。
我们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一直从事“中国文化与诗学”教学科研的李春青教授也同样认为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对文化诗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任何意义只有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才是可以确定的。不顾文化语境的研究可以称为架空立论，只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断，或许会有某种现实的意义，但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通过“诗经学”研究中种种脱离语境的“架空立论”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了脱离具体语境“主观化”说诗的弊病，进而得出了“文化诗学的入手处就是重建文化语境”。[4]
但是，要进入历史文化语境并不是容易的。历史常常离我们很久远，我们怎么能知道离我们已经很久远的情况呢？仅仅看历史书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书或者是对于历史语境的描述不够详尽，或者所写的情况与你考察的问题相关性不够，或者资料不够，或者是有错误的，这样我们就要花大力气去“重构”历史语境，要寻找相关的历史资料，甚至最原始的资料，经过整理、理解和合理的想象，才有可能把历史语境重建起来。
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是困难的。人们用了过多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相”一类的词语。我们要追问的是，有谁能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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