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真或历史真相如此难于把握，那么我们如何来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一类的历史文本呢？这些历史文本所记述的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大致的框架、概貌和空间的方位、时间的断限等，而且会因观点的不同对人物与事件作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判断，其中有偏见也在所难免。鲁迅说：“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6]鲁迅所说极是。这说明历史文本有时离历史真相有多远。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敢说他的描写就是历史真相。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海登·怀特所说的那样：“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性的。”[7]这样，随着新的相关历史文件、历史文物或别的新的证据的发现，就要不断地修正它，而且这种修正是不会完结的，于是任何历史文本只是一种不完全靠得住的临时物。既然历史本真或历史真相难以追寻，而历史文本有时又不完全靠得住，那么对于文化诗学来说，也就只剩一条路：寻找到尽可能多的史料，“重建”历史。正如海登·怀特说：“已故的R.G.柯林伍德（Collingwood）认为一个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他提议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之中，这些‘事实’在其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要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constructiveimagination），这种想象力帮助历史学家——如同想象力帮助精明能干的侦探一样——利用现有的事实和提出正确的问题来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8]怀特这里是说历史文本需要“建构的想象力”，那么对于文化诗学来说，就更需要“建构的想象力”了。在我看来，这里所说的“建构”，正确的说法是“重建”，即重新建构。如何来重建历史？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大体上说，历史文学作家为了艺术地提供一个能够传达出某种精神的历史世界，只能用艺术地“重建”的方法。“重建”的意思是根据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位，甚至推倒有偏见的历史成案，将历史资料的砖瓦，进行重新的组合和构建，根据历史精神，整理出似史的语境。这就有似文物中的“整旧如旧”的意思。我们说要想把文学作品放回到原有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就只能走这条“重建”之路，此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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