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审美文化”为中介和辐射，文学、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了一个循环流动的“力场”，在这相互协同与有机联系的网络关系中，为文学研究深入历史文化语境、深入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深入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人类生产方式提供了多向度的阐释视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指出“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7]，由此，他认为：“一定文本板结的既定东西和材料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拓展必须发生在三个同心的构架之内：这是一个文本从社会基础意义展开的标志，这些意义的概念首先是‘政治历史’的，狭义地以按时间的事件以其发生时序编年地扩展开来；继之是‘社会的’，现时在构成上的紧张与社会阶级之间斗争在较少历时性和拘于时间意义上的概念；最终，历史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被构想，即生产方式的顺序和种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命运和演进之中，从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们的无论多么久远的未来史的意义。”[8]根据杰姆逊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在三个渐次展开的阐释视界内呈现，第一层是狭义的个别文本；第二层是扩展到社会秩序的文化现象中的文本，它在宏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形态中被重构；第三层是处于一个新的作为整体人类历史的最终视界。杰姆逊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思维与我们主张的“文化诗学”在方法上应该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是说，文学艺术应该走出文本自身的封闭系统，通过“文化系统”的中介，揭示“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9]，并在“语境化”与“互文性”的视域内把握文学的文化内涵。当然，与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代表格林布拉特、海登·海特、杰姆逊等人热衷于关注“文本”外的政治社会性的权力意识形态这一路径指向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的旨趣则体现在“审美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即通过对文学艺术的批评，承担对社会大众审美文化趣味的培养，担负社会道德伦理以及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引导的责任。审美文化强调学术品格与文化品位，文艺作品肩负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因此，作为文学艺术方法论的文化诗学，坚持审美文化的基点不动摇，坚持人文精神的内核不动摇，就必然在适应现实与时代需求的发展中迎来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的蓬勃生机。
总之，“审美文化”作为文化诗学的理论支撑点，它不仅是对文学艺术审美性的情感评价，也是文化学的批评，它不仅凸显了文学作品的文化属性，也为文学研究沟通“语言—文化”，打通“内—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学理依据。“文化诗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革新，它因将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点搭建在“审美文化”的构架上，也有效地打破了过去孤立封闭的文学研究以及单一的政治社会性的批判视角。通过将审美话语的多元形式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文化诗学”既能在微观的“语言分析”中深入作品内部，从而揭示文本隐含的症候性，又能在文化视野内通过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进行“审美评判”，进而拓展其文化内涵。可以说，通过“审美文化”的基点确立，文化诗学为作为一种审美话语和审美文化表现的文学真正找到了一条既能回归“文学本体”，又能同时通向一种“多元文化对话”的多学科综合融通的理论研究路径，预示着文学理论的光明未来。
[1] 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页。
[2]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8页。
[3]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4]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5] 童庆炳：《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6]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7]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8] 同上书，第67页。
[9] ［美］海登·海特：《评新历史主义》，见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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