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个基本点”：一点是分析文学作品要进入历史语境；另一点是要有过细的文本分析，并把这两点结合和关联起来。换句话说，我们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应把文本看成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它不是固定的、不变的，因此不能就文本论文本，像过去那样只是孤立地分析文本中的赋、比、兴，或孤立地分析文本隐喻、暗喻、悖论与陌生化，而要抓住文本的“症候”，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
首先来谈谈“两个基本点”的第一点——历史语境的问题。
语境本来是语言学的术语。语言学上有“本义”与“语境义”的区别。“本义”就是字典意义，一个词，在词典中，都会有它的“本义”。例如，“闹”这个词的本义是“喧哗”、“不安静”的意思，查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就可弄清楚。但在“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中，这个“闹”字获得了独特语境，它的意思已不是“喧哗”、“不安静”的意思，是指春天生机勃勃之意。这“生机勃勃”在这句诗的语境中就是“闹”字的“语境义”。
这个道理，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明白了。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提出了“章明句局”的理论，他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对这段话，我的理解是：人们进行写作，是由单个的文字组成句子。由句子组成章节，然后积累章节构成文章。但是，文章只有全篇焕发光彩，那么章节才不会有枝节和毛病；章节明白细致，那么句子才无差错；句子干净利落，那么用字才不会虚妄。所以抓住全篇命意这个根本，那么章节、句子这些枝节才会安置得当，抓住“本”或“一”这个整体，那么万千的句子、字词（即“从”或“末”）才会有着落。刘勰在这里所说的“振本而末从”的“本”和“知一而万毕”的“一”就是指整体的语境，“从”或“万”则是字、词、句而已，即我们阅读文章一定要看语境来解释或理解字词句的意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意义是从整体语境这个“本”或“一”中看出来的。
以上所述是“语境”的“本义”，后来各个人文社会学科都用“语境”这个词，那就是“语境”这个词的引申义。当然，问题不是很简单的。在现代，要谈“语境”这个概念，我们会遭遇到许多麻烦。因为各个专业和学科，各种学术流派，都已经不完全把“语境”限于书写文本字与字、词与词的上下的关联性上面。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很早就把语境的概念扩大，他提出了所谓的“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马林诺夫斯基的发现与他的学科背景有关，他是在新几内亚东部的特洛布兰德群岛做调查时，开始研究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先后提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概念。他发现对于那些土著人来说，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活动情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语。例如，一个驾着独木舟的人把划船的桨，说成是“wood”（木头） ，这个叫法与其他地方的人的叫法不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人的话与当时语境的结合，就不能理解这些土著人说wood 是指什么意思。马林诺夫斯基根据大量的例子，得出结论说：“话语常常与周围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话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无法仅仅依靠语言的内部因素来分辨话语的意义； 口头话语的意义总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1]后来他又发现言语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文化语境”概念。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成为后来伦敦语言学派的重要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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