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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经验、困局与出路_童庆炳(二、“两个基本点”) 第(2/6)页

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一般已经离开了书写文本的语境。但我们又不能不说,最原始的语境概念就是从书写文本语境产生的。现在有的学者把语境分成语言内语境——语言学中的狭义“语境义”以及语言外语境——我们正在讨论的广义的“历史语境”。当然,这狭义的语境和广义的语境又是有联系的。书写文本语境就是语言环境,进一步说,文本意义产生于句子、句子群与句子、句子群的组成关系中。一个文本的结构展现为系统的特征,它由若干句子或句子群组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都必然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因此,文本语境的核心观念在于句子与句子或句子群与句子群之间的关系,重于句子或句子群。刘勰《章句》篇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刘勰认为“句局”,即句子(包含停顿)是有局限的,孤立的句子或停顿,只是田间小路,不可能构成语境,从而不能显示完整意义;所以刘勰期待的是“章”,他强调“章明”,“章”作为句子构成的系统才可能“明”情达理,因为“章”才有“体”。这“体”就是“体式”,指语境而言。所以刘勰认为文本语境是由“前句”、“中篇”和“绝笔”(首尾文辞)三者的关系构成的;并认为“前句”预先包含了“中篇”的意义,而“绝笔”则追附了“前句”和“中篇”的意涵。换句话说,章节中,有前设句、中设句和后设句,前设句启示了中设句、后设句的意义,又需要中设句和后设句来确定它的意义。中设句的意义,也不可能孤立获得,它的意义取决于前设句与后设句,但它又给前设句和后设句以意义的制约。后设句意义取决于前设句和中设句,但它的存在又使前设句和中设句获得意义。三者形成有机的整体。刘勰认为狭义文本语境的核心是前中后各个句子的关联性,所以强调“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最后的“赞”再次提出“辞忌失朋”。

但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篇的局限就在于没有论述广义的历史语境问题,因为文本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文本本身的语境之中,还在于时代的变化中,或者说历史语境的变化中。例如,《文心雕龙》谈到了历代许多诗人作家,独独就没有提到陶渊明和他的诗篇。[2]陶渊明在唐代虽然已经有影响了,但他在唐代的影响在“二谢”之下。星移斗转,一直到了宋代,到了苏轼那里,因苏轼自身有了独特的经历和隐逸的体验,对陶渊明的诗有情感的共鸣,以他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地位,给予陶渊明以极高的评价,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3]苏轼为什么这样评价陶渊明,使陶渊明声名鹊起,这就不但要进入陶渊明诗的历史语境,还要进入苏轼所处的历史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双重语境,并结合分析陶渊明的作品,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杜甫的诗篇在中国抗日时期特别受到推崇,可以说是流行一时,妇孺皆知,作为诗人,杜甫的地位也被大大提高。杜甫还是那个杜甫,为什么在中国抗战中,似乎就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这就与杜甫诗中的爱国主义情感特别浓烈有关,这不但与杜甫诗歌的文化语境有关,更与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这种文学现象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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