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问,你这里讲的历史语境和以前常说的“历史背景”是不是一样的?我的回答是,它们是有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谓两者有联系,是说无论“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都力图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所谓两者又是不同的,是说“历史背景”只是关注到那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于哪个历史时期,那个历史时期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是怎样的。这段历史与这段文学大体上有什么关系等。这完全是浅层的联系。“历史语境”则除了包含“历史背景”要说明的情况之外,要进一步深入到作家、作品产生的历史具体的机遇、遭际之中,切入到产生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或某种情调的抒情或某个场景的艺术描写的历史肌理中去,这就是深层的联系了。这样,对于历史语境来说,就需要历史地具体展现大到文学思潮的更替的原因,小到某部作品细节描写的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并紧密结合该文学现象作出深刻而具体的解释。换句话说,“历史背景”只讲外在的形势,而“历史语境”则除了要讲外在的形势之外,还要把作家、作品产生的文化状态和情境语境都摆进去。一些评论家只是从外在的历史形势背景来评价作品,作出的解释和结论是一般的肤浅的,说不到关节点上,而若作家自己来谈自己的作品,他必定会把自己写作时候的文化和具体情境摆进去,把“我”摆进去,所得出的解释和结论就不一样。这里,我想举郭沫若的一个例子。郭沫若于1959年写历史剧《蔡文姬》,评论家异口同声评论说:这是“为曹操翻案”。对于这个解释和结论,只要了解三国时期历史背景和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背景就可以得出来了。可郭沫若对自己这个剧本最重要的评价是“蔡文姬就是我”。对于郭沫若的自我评价仅仅根据历史背景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很多人对郭沫若的这句话都不能理解,一般都说:郭沫若无非对蔡文姬的遭遇比较同情,所以有此一说。这样的评论是不痛不痒的。我因为2004年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重读了郭沫若的全部历史剧。我特别研究了郭沫若在《〈蔡文姬〉序》中说的话:“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我就去翻郭沫若自己的书,研究一下《蔡文姬》怎么会有郭沫若“感情的东西”,跟蔡文姬有什么样的“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怎么会说蔡文姬是“照着我写的”?我终于发现了郭沫若 “蔡文姬就是我”这个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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