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冒着风险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他回来后，写了一篇散文，发表于1937年8月上海的《宇宙风》月刊第47期上。题目是《我从日本回来了》。这篇散文是篇日记。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于1928年逃亡日本，与安娜相识、相恋，终于结婚。他们在十年间生下了五个孩子，相依为命，度过了艰难的日子。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后，他决定立刻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回国的情境的确与当年蔡文姬的选择相似。一边是故国的召唤，一边是妻子、儿女的爱恋，所以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蔡文姬到匈奴那里之后，与左贤王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女。左贤王当时对他说，你要是想回故国，你可以回去，但两个儿女决不许带走。所以，蔡文姬感到十分痛苦，一边是故国相召唤，这是她日思夜想的事情，她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边是要与自己还处于年幼的子女分离，这也是她不舍的。所以她的心情处在极度矛盾中。郭沫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参加抗战，与蔡文姬的处境的确十分相似。郭沫若在那篇散文中写道：“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时半起床，将寝衣换上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为妻及四儿一女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我怕通知他们，使风声声张起来，同时也不忍心他们知道后的悲哀。我是把心肠硬下了。……自己禁不住淌下眼泪。……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所睡的家。灯光仍从开着的窗户露出，安娜定然是仍旧在看书，眼泪总是忍耐不住地涌。走到看不见家的一步了。”[8]从郭沫若的这个叙述中，我们就看得出，郭沫若写蔡文姬离开左贤王和儿女，不是凭空的。他是以他1937年离开日本回国作为情境语境来写的，因而写得十分真切。“语境”的重要性早就有不少作家和学者意识到了。例如，法国的萨特在他的重要著作《什么是文学？》中举过这样的例子：“假如有一张唱片不加评论反复播放普罗万或者昂古莱姆一对夫妻的日常谈话，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缺乏语境，即共同的回忆和共同的感知；这对夫妇的处境及他们的谋划，总之缺少对话的每一方知道的向对方显示的那个世界。”[9]萨特所举的例子，说明作者的“历史性”和读者的“历史性”以及“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他的思想是深刻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历史背景”所指的一段历史的一般历史发展趋势和特点，最多是写某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展示某段历史与某段文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大体对应。“历史语境”则不同，它除了要把握某个历史时期一般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特点之外，还必须揭示作家或作品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换言之，历史背景着力点在一般性，历史语境着力点在具体性。文化诗学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是因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说是历史具体性的和深刻性的。
其次，再来谈谈文化诗学第二个基本点——过细“文本分析”问题。
“文本细读”不能仅仅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新批评的遗产，中国古代的诗文小说评点，也是一种文本细读。我们谈到文本细读不但可以吸收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新批评的传统，更应该重视中国古代诗文小说评点的传统。什么是文本细读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文本细读，又如何把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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