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案之赔款割地，战败以后事也。所异者，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邓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顾。惟海岸线长，不能得复有如林、邓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内，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并谴及力能却敌之邓，乃至并谴及御敌获胜之达洪阿、姚莹。此皆满首相穆彰阿所为，而汉大学士王鼎至自经以尸谏，请处分首辅，而为首辅所抑，竟不得达。林则徐褫职，裕谦奏请入浙勷办，则必令远戍伊犁，惟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则徐助塞河决，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叹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与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大用，耆英则议和之后专任为通商大臣。盖帝犹遵祖制，重任必归满洲。满洲无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济之，以乞和为免祸之至计，故口憾之而实深赖之也。王鼎尸谏之事，《国史》不载，私家纪之。《清史稿》乃直书于鼎传，盖据汤纪尚之《书蒲城王文恪遗事》、陈康祺之《郎潜纪闻》。康祺又取证于孙衣言之《张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间一大事。
汤纪尚《书蒲城王文恪遗事》：“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蘖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防撤，海氛益炽。逮公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诤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灯火青荧，遽自缢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骇愕，事隐秘，莫测其端。……惜乎，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艰隐愍，卒幽隐而不彰也！”
吴增祺《清史纲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学士王鼎自杀，予谥文恪。鼎自河防归，为遗疏数千言，极言穆彰阿等欺君误国之罪，并荐林则徐可大用，遂服药自尽。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为《清史稿·王鼎传》所本。吴增祺，闽人，或得诸林文忠之后。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与汤纪尚所云“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其说合。后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状，不及王相尸谏事，盖遗疏既改上，官书中无此一事矣。
《白门约》定，牛鉴革职拿问，以耆英为江督，而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奕山、奕经、文蔚，均议斩候；后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诉台湾镇道，妄杀遭风被难洋人。盖朴鼎查于约成后交换俘虏汉奸，始知台湾所俘先已正法，无以对所部，遂冀泄愤于镇道。奏入，命怡良渡台查办。恰良以钦差兼署闽督，台湾为辖境，战胜由台专奏，怡良心嫉之，兼体枢臣意媚夷，遂证成夷诉，逮镇道入都下刑部狱。舆论哗然，寻释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于粤，赠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国皆在粤通商，烧烟之役，二国颇居间和解，且不直英之所为，示善意于中国。英约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诸国市舶就彼按船抽钞，而后入黄埔输税中国。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愤讶，英始不敢持前说。而法、美以必得中国许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许之，自后援例者纷起矣。
通商非辱国也，中国当时则以为不得已而允之。《白门约》十三条，其于赔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时之事。其于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缚我也。不过以中国不用平等相待，于优待仪式争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国，彼此立约，从无需此。英人与中国约，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关署胥役之征求，英人所视为创巨痛深，国家亦本不当为此黑暗。若照《白门约》通商范围与各国订定，原无不平等条约发生。其不平等者，中国君臣强要之，使英人不得不覆，而后节节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愿承受之端，覆辞责中国官不应退让至此者。略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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