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养廉。自古官只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给用，不能无取盈之计。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于赋额加以浮收，公然认为官吏俸薄，此为应得之调剂。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镕销成锭，不无折耗，稍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佘。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清承明季加派之后，国库严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开，遂无限制。康熙季年，陕西督抚以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用。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来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谕扈从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等：‘据陕西巡抚噶什图奏称“陕西亏空甚多，若止于参革官员名下追补，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臣与督臣商议，量留本官用度外，其余俱捐补合省亏空，如此则亏空即可全完”等语。朕谓此事太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此乃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特谕尔等满汉诸臣共知之。’越六日甲午，又谕扈从大臣等：‘总督年羹尧将亏空钱粮各官，奏参革职，其亏空钱粮，至今不能赔补。今又因办理军需，陕西巡抚噶什图、总督年羹尧会商，将民间火耗加增垫补等情奏请。第民间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民间火耗，今安可照伊等所奏加增乎？’”
康熙末之提及火耗，为督抚计及挪用，而圣祖不肯允从，恐为盛德之累，然又明知故昧，留以赡官吏之私，此不彻底之治法，沿历代故事而来。在圣祖为恤民艰，存政体，虑官困，多方兼顾，而非以自私，自是有道之象。然至世宗则有以成就之矣。
《东华录》：“雍正二年六月乙酉，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折奏：‘臣见内阁交出请禁提解火耗之条奏。臣伏思直省钱粮，正供之外，向有耗羡，虽多寡不同，皆系州县入己。但百姓既已奉公，即属朝廷之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以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支应，而免分派州县，借端科索。至以羡余赔补亏空，今抚臣诺岷，将每年存贮耗羡银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之处，先经奏明。臣请皇上敕下直省督抚，俱如山西抚臣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年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若干之处，一一具折陈奏，则不肖之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条奏所虑矣。’谕：‘此事着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静气，秉公持正会议，少有一毫挟私尚气，阻挠不公者，国法具在，断不宽宥，各出己见明白速议具奏。如不能画一，不妨两议三议皆可。’”
当时内阁条奏，系请禁提解火耗。禁提解非禁征收，则州县可取火耗于民间，上司不能提火耗于州县，私收者永任其为私，监司不许过问而已。此为体恤州县，而又不欲监司分肥，亦不彻底之见解。但较之前代，以进羡余而得奖擢者，得体已多。高成龄辨正阁奏，以为火耗非提解不可，无所利于提解，仍以体恤州县，明定为永久之公廉，及补一时之亏空，一举而数善备。养廉之说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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