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宣间人滥言，龚自珍和顾太清以诗文倡和生嫌遭害事。先生以为此故借艳传，实诬龚、顾。《丁香花》一文即为辨白此事。龚自珍一代文豪，毋庸绍介。顾太清为贝勒奕绘侧福晋，奕绘乃乾隆之曾孙，降袭贝勒，生当嘉道间，和太清并负文名，又多和汉族士大夫接触。本文先叙奕绘世袭爵位，时代年龄及两夫妇的诗文著作，又考得奕绘字太素，太清也为北京旗籍，但尚待确考。两人唱和甚多，是清代满族中难得的文学家庭。奕绘府邸位于北京西城的太平湖之东，府中以丁香花盛称，故文章取此为题。先生说：“丁香花公案者，龚定庵（自珍）先生道光己亥（十九年）出都，是年有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中一首云：‘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送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世传定公出都，以与太清有瓜李之嫌，为贝勒所仇，将不利焉，狼狈南下。”[67]“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阳，以暴疾卒于丹阳县署，或者谓即仇家毒之。”[68]传者又言自珍南归后，北来迎接眷属，徘徊近畿道上不敢入都。先生予以考辨说：“定公集最隐约不可明者，为《无著词》一卷，又有《游仙》十五首等诗。传之者以其为绮语，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69]先举自珍离京情况：“观其出都，并非狼狈，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当时与诸公别诗多至十八首，所别者数十百人。”[70]其中还有宗室多人，避仇何能如此坦然就道？又说就此两种诗篇所成年代考之，皆在道光元、二、三年，下距十九年出都，时间相隔甚远，“安有此等魔障亘二十年不败，而至己亥则一朝翻覆者？”[71]至于诗中注明太平湖，并云“缟衣人”，“盖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赠定公之妇，花为异种，故忆之也。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乃普）尚书母夫人之义女，集中称尚书为滇生六兄。……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72]又“己亥为戊戌之明年，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检之时。循其岁月求之，真相如此”。[73]本文考述太清事迹甚详，并评赏其作品，真可作一篇传记观。
四
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方法，曾道“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终以欧阳（修）、司马（光）为标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74]又谓后世“于《新唐书》之文省事增，致为不满……夫果文省事增，则文虽有删节，事尚非无所流传。若只有《旧唐书》，唐一代事迹未免叙述太少”。[75]“观《通鉴》取材往往在正史之外可知”。[76]窥其旨趣，即撰史必须广征史料，剪裁精当，而后成书。于《清史》则谓“保存清史料之职责，今由故宫文献馆（今第一历史档案馆）专任之，而他学术机关亦有分任，尽其力之所至，整理排比，使有秩序，刊布流通，使不放失，供修清史之用，并供清史成后补苴纠驳之用。断无收合史料，责史家麕聚于一书之理”[77]。这就是说，史料与史书，截然为两事，目的要求均不相同。这个道理，人人明晓，但作来实难。今天撰史动辄以千百万言为计划，不先有数倍于成书的史料长编，何由而得？从先生启发之言，使人憬然感到，欲成巨著，必当用大力气搜辑史料。当然，今天撰著史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为指导，同时也须掌握详细而可信据的丰富资料，才能撰成精确得当的可读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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