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谈来，清之祖先直系而有据者，在元朝猛哥帖木儿袭为斡朵怜万户，入明改为建州卫，以阿哈出为首领，阿哈出和猛哥帖木儿皆女真族，亦皆有女进入永乐宫中，永乐帝曾敕命朝鲜允许猛哥帖木儿来京骨肉相见。[4]后即分置左卫授职。清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有注云：满洲之称，“南朝（指明朝）误名建州。”[5]此非数典忘祖，实乃别有用心。先生先于区域作辩说，谓：清代《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附《明卫所城站考》叙云：“谨案：明初疆域，东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之纳殷、东海之窝集等部，明人曾未涉其地。”此语盖自居于明之化外，示其与明为不相属之故国。所云明初疆域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则以辽东都司辖境而言。明以辽东都司属山东布政司。……女真向化以后，于辽东都司之外，添设奴儿干都司。《明史·地理志》于山东布政使司详其辖境，有辽东都指挥使司，竟削去奴儿干都司不载，以示明无东北之境。然于明之兵制不合，又于《兵志》仍出奴儿干都司及所属三百八十四卫之名。两志不相关照、自成抵牾[6]。
先生阐述其故云：“明自中叶以后，海西常为国屏藩，扈伦四部不亡，清太祖终不得逞，以海西与明休戚相共如此。……乃曰乌喇等为四国，与满洲皆为明之敌国。”原因在于“以海西之为女真，《明史》遂讳之，有不可告人之秘”。[7]
又“明既设建州三卫以处女真，清之先世既受明建州左卫之职。清修《明史》不见于《地理志》，则以辽东都司为明东北之疆域，没其奴儿干都司不载也。《兵志》载卫所之名，又明明有三卫，且有奴儿干都司，以《兵志》不必详设卫之由来及其初授卫职之人物；《地理志》则不能不略叙原始，故露于彼而隐于此，自相违异不恤也”[8]。《满洲源流考》之作“非藉考以显满洲之真，实借考以混建州之迹”[9]。建州未分三卫时，阿哈出、释家奴、李满住祖孙连掌建州卫。李为赐姓，阿哈出汉名李善诚、释家奴为李显忠，李满住为女真一枭雄，宣德、正统初，屡和朝鲜冲突。《明实录》正统三年六月戊辰载：“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歹因哈（明代女真多冠汉姓）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从之。”[10]先生云：“此节于建州之占定地点，可以考证明确。灶突山，女真语谓之呼兰哈达（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此即宁古塔贝勒发祥之地，清代谓之兴京。而其始实明廷所恩准移住，以避朝鲜之逼者也。朝鲜之屡与建州冲突，正其不愿建州占婆猪江，阑入国境。……盖其时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居尚同地。左卫正当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忽喇温，流离困顿，几不能自存，朝鲜亦不遽以威力相逼，惟注力于李满住，满住遂先请迁地，明以浑河之上灶突山地与之。其后朝鲜再逼左卫，左卫又遁出朝鲜与李满住同居，遂为太祖王业肇兴之所自。故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其实建州乃明廷恩给，以存之于患难中者。”[11]
土木之变，李满住乘机扰乱，明曾有发兵擒剿满住及凡察（猛哥帖木儿之弟，掌右卫）、董山（猛哥帖木儿之子，掌左卫）三寨（即建州三卫）之议，以其尚未大作举动，暂止讨伐。后来愈益不驯，乃于成化三年用兵建州，此时李满住已老，建州卫事由其子李古纳哈代掌，主谋者实为董山。结果，满住父子被朝鲜兵所杀，董山由北京回归建州途中被明将执杀于广宁。此明代正统以下四朝中建州情况的变化，根据先生所辑有关记载介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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