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一章讲述永乐夺位及仁宣继承治绩。其对朱棣指责夺位之过，杀戕之惨，更谓其三征漠北为黩武，并以派郑和出洋的使命为寻迹建文。此于今日论之，先生实存有偏见，设使无永乐之经营，明代尚难达成统一之局。然仍肯定“成祖（朱棣）之不坠明业，在能遂太祖整饬吏治之意”[19]。总括有明一代之政治，为“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入，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20]。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封建君主统治政策，所见虽不够全面，而以为不可过分害及百姓，是治乱关键所在，无疑是对的。
次述明中期，所标章目为“夺门”。先生说，英宗被也先挟走，“赖有弟监国，守御得宜。敌挟帝而无所利，卒奉驾还都修好，不可谓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贪功之流，拥英宗复辟，反杀景泰时守御功臣，是谓夺门之案。传子宪宗，皆为阉所惑，政令驳杂，纲纪日替。赖有孝宗，挽以恭俭，使英、宪两朝之失德稍有救济，祖宗之修明吏治亦未遽尽坏。考明事者，以孝宗以前为一段落，不至甚戾祖德。故以英、宪、孝三朝合为夺门一案之时代”[21]。本章所评议忠奸事迹不予详介，惟其对于谦则云：“而所杀以为名之于谦，公道已大彰，然终英宗之世不与平反也。……谦事白，成化初冕（冕，谦子）赦归，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颂焉。”先生说：“英宗始终为庸稚之君而已。”[22]
“议礼”一章，首作引语云：“武宗之昏狂无道……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气初无亏损也。”[23]其论议礼一事，谓“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24]。此言当指为争议礼，群臣触怒嘉靖，或逮捕或杖死，杨慎大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25]养士即培养士气，记得胡适先生和孟先生谈论明朝“廷杖”，他以为其甘受刑苦而不怨者正是由于养士，这是他的一贯看法。
于明末时期讲述万历之荒怠，天崇之乱亡，附及南明之颠沛，谓“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6]。考析详明，持论得当。尤于天崇形势，多具灼见。其言天启初有门户之害，“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又谓“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27]。”。先生以为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此为晚明讲学之风之一变，盖以后不足复言门户”[28]。而于辽东战局，将帅功罪，揭示翔实，用专节辨正袁崇焕之诬枉与崇祯朝之用人。在本章首叙云：“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椽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29]于南明列举弘光、隆武、永历及鲁监国，谓清“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30]。特为矫正而叙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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