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事之外，举“治河”、“文教”为文治主要。于治河，即治理黄河也，即为控制河水泛滥，疏通漕运河道。康熙“十六年略有转机（指三藩兵事），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靳）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36]先生引康熙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可见重视程度。又云：“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37]于文教事业，康熙也颇事提倡，当然他是作为文治政策措施的。先生说康熙“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其编纂大量篇幅巨大之书籍，以为有益文教之兴，并且超越前古，先生谓“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38]。所列各书，四部以外并有《图书集成》及《律历渊源》等。先生于乾隆所编《四库全书》有褒有贬，先生谓“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乾隆）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继又谓“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雠嫉之恶因”。[39]
讲义于雍正之创制及雍乾武功之继续，并于嘉道间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均详述始末，以繁不俱举引。总之，先生致力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然有精湛处，也有不足处，今日言之，当更有可议处，我们只能以不可苛求于前人的态度来对待。
三
先生喜为考证故实之文，于明清事案人物多有专篇，如明建文、朱三太子等，于清尤多，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承统”为《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另《科场案》《奏销案》《字贯案》《闲闲录案》以及董小宛、顾眉（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命笔之作。清入关定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汉族知识分子，是酷厉而无情，打击一大片的。此科场案等四案文字正阐明情实。五个有涉历史的女性的考证，考实释疑，还其本真，也是快事。今举其十余篇，权作代表作云尔。
（一）科场等四案
科场案为乡试舞弊，顺治十四年所谓“丁酉乡试”，主要在北闱（在北京）、南闱（在南京）。北闱被朝臣奏有弊，审讯属实，将考官分别轻重，或处斩，或降级，处斩私情重者，家属都发配关外为奴。对南闱处分更加惨毒，正副考官和十七名同考官全部处斩。两闱考生重行考试，有取有黜。先生辨正诸家私记误处，取其情节近实者，以补官书缺漏，借明真相。根据所见李延年《鹤征录》、王应奎《柳南随笔》：“复试时，既威之以锒铛、夹棍、腰刀，又每一举人以两持刀之护军夹之。”[40]直和对待重囚一样。其引戴璐《石鼓斋杂录》：“殿廷复试之日，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吴汉槎（兆骞）本知名士，战栗不能握笔。”[41]竟威吓如此！
明清两代科举与功名相联系，而祸福也随之互为转递。观所考涉及桐城方氏一族，南闱主考官方猷，以与作少詹事的方拱乾同族，又以其子章钺参加乡试中试、复试不及格，牵连成罪，方猷处斩，拱乾及其诸子章钺、元成、亨咸并妻子俱流徙吉林宁古塔。先生叹说：“父母兄弟妻子为家有一中试之士子，复试不及格，而一并遣戍宁古塔，在今日视之，岂非骇闻？”[42]清统治者这种扩大的行动，无疑是在为立威，也可以说是将科举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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