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又云：其军制，每一军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军帅统之，总制、监军监之。其下则各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分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凡由此至彼，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鱼贯以进。凡行军乱其行列者斩。其牵线行走时，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坌集。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至于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操之司令。兵士悉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瞭敌，守城无布帐，每五垛架木为板屋。木墙土墙，亦环庋板屋。地当敌冲，则浚重濠，筑重墙。濠务宽深，密插竹签。重墙用双层板片，约以横木，虚其中如复壁，中填沙石砖土，筑二重墙。筑物无定，或密排树株，或积盐包、糖包及水浸棉花包，异常坚固。其攻城，专恃地道，谓之鳌翻。土营而外，又有木营、金营，组织诸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皆如土营之制。立水营九军，以军帅统之，但未经训练，不能作战，专以船多威敌而已。
观太平军制，亦迥非乌合之比，盖亦训练成军而后出。太平军自言其起事在丁未，应红羊劫忏，时在道光二十七年。广西群盗方炽，而秀全辈直至三十年冬，金田始有官军接触，一战而胜，遂不可制，其部勒固已甚久矣。惟水军为虚名，恃据掠民船，结成巨帮，便运输而壮声势。其船不能作战，确系事实。湘军水陆均练。水师一出，太平军船舰遇即被焚。后江湖之险，惟湘军利用之，此为太平军最露短之一事。初都金陵，罗大纲言之而杨秀清不用，以此驰逐于东南水乡，胜败之数亦定于是。
《传》又言：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据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
观此则抢夺令严，专防官军利诱。去敌三十里即可据劫，非有要结民心之术。因粮于敌之说，不可行于吊民伐罪之时。若因粮于民，即与民为敌矣。
《纪略》：贼之所至，先贴伪示，令人赀送，首重来穀，次则银钱珍宝，名曰进贡。给以字条，名曰贡单。云贴门首则贼不敢扰，人争趋送，单贴门首为护符。殊不知后到之贼，称属别队，照单复索，迭扰不已。最后则入室搜劫，罄所有而后已。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即肆意据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豫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盖贼倾水于宅，遇坎即入，从而掘之。有沟渠，则戽水以求，无不得者。是以逆氛所经，盖藏如此。
太平军因粮于民，确是事实。吾幼时闻诸年稍壮长之人，无不言之凿凿，与《纪略》言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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