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人性的弱点，所以修昔底德清楚地意识到，一般人在阅读或聆听史学作品时首先关注的是趣味性，他们喜欢生动的情节而不是平铺直叙的记载，以求真求实为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于缺少引人入胜的文学花样，很可能不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所以他的书不是为多数人写的，而是为少数人写的，是为了那些愿意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益的人写的。
这就产生了他的第三点特质，言别人不能言之处，就是提出了历史写作的崇高抱负：不能趋势媚俗，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迎合大众的“嗜好”，从而舍弃对真实的追求。换句话说，凡是极力迎合时尚的史学作品，在修昔底德看来都是不可能“垂诸久远的”，要想“垂诸久远”，就老老实实地作文章，不搞花架子。客观历史证明他对历史写作的这种认识不仅是十分高贵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集中体现了古希腊史学的这种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以他不得不追述的早期希腊的历史为例，由于史料极其稀少，他只能像其他史家一样求助于史诗和传说提供的线索。但他对这些早期文学作品始终持怀疑态度，用他的话说，“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201]所以他在追述过程中尽可能对已有的史料进行在当时条件下所允许的拷问，有时还动用了考古材料、地形学的材料来加以佐证。
关于他的著作的主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他的史料主要来自他的直接经验。他在战争早期是参与者，在战争中后期是目击者，实际上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这些直接经验本身是第一手史料，同大多数后代人写前代事的古代史书的史料性质是不一样的。他的著作所以能被后人称为信史，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著作的这一史料特征。但史家个人的直接观察毕竟存在着局限，因为他不只记载雅典本身的事件，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希腊其他国家的参战历史，即使是他的母邦雅典的历史，他也不完全是目击者和当事人，许多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活动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因此他只能依靠别人的经验，对他来说也就是间接经验。这部分史料主要是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和口头传说。比如雅典与斯巴达的条约，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神托记录等等。修昔底德的有利条件是他的这写间接经验来自他的同代人，他本人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向目击者和当事人询问，而且还在分析和筛选这类间接经验的时候具有后代人不可能有的对事件的直感和直接的辨伪能力。正如他所说的：“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但即使这样，他仍然不放心，因为“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
由于他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采取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利用史料的时候预先进行过一番细心的考证和检测，所以他书中的史实差不多都能给以相对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特别是涉及人、财、军备、战果等需要数字统计材料的地方，他都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交代，甚至定量到个位数，并且提供的数字真实可信。这种类似近现代史学学术规范的做法在早期西方史家中是为数极少的。
他的书内谈到重要的条约都有详细的条款，以及订立人的名称和国别。谈到战役、重大政策的制订均有细致的过程，包括地形、气候、距离、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尤其突出之处是他的书中运用了大量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总量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每一篇都是精雕细刻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思想内涵，开了在历史著作中利用长篇大论的演说的先河，将古希腊人的特点及高超的“说”的艺术充分展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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