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的正常关系本来是部分与整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典型的现代派作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自居于社会的对立面，以局外人、流亡者、刑事犯或精神贵族的身份，对西方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宗教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等，进行全面的极端的攻击与否定。比如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所作《青年艺术家肖像》中的主人公说：“流亡是我的美学，不管它的名字是社会、教会或是祖国。”在现代派对社会的攻击与否定中，尽管也有与传统作家、作品相同之处，但由于现代派艺术经常运用象征手法，于是，它们所反对的就不只是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体人事对象，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乃至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组织形态”。比如18、19世纪的传统作家（特别如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般都是从“社会人”、“社会成员”的角度去揭露或批判某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如专制的政体、官僚统治、道德腐败等，其目标都较具体明确，而现代派作家或作品则是从“纯个人”、“绝对自我”的与社会相游离乃至对立的角度，对现实社会作笼统的绝对的否定与攻击，因此，现代派的反社会倾向往往带有个人的、抽象的、全面的以致无目的的特征。这种特征，使现代派文学艺术能具有某种“别开生面”而“振聋发聩”的揭露社会现实本质的作用，但也常常因情绪的极端化与目标的模糊化，而含有某些误导性与破坏性。因为现代人之所以成为现代人，就在于与现代社会相融与共的关系。全面反对与否定你所寄身其间的现代社会，无异于想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尽管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并非很尽如人意。
其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派文学总是揭示出一幅极端冷漠、残酷、自我中心，以及人与人根本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狱！”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宣言。比如美国“垮掉的一代”便认为：到了20世纪中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人与人根本不可能产生沟通。相比而言，传统作家、作品中也揭露社会生活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但它一般都局限于具体的条件、环境中，例如展示老板与工人、店员与雇员、资本家与资本家或某个好人与某种坏人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的斗争、欺诈、愚弄等。而现代派作家在其作品中，则从本体论哲学的角度对人性的沟通作了彻底的否定。如存在主义认为：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宇宙和人生的中心，离开这中心，宇宙、人生便没有丝毫意义。而意识必须要有对象，别人与你接近，势必要将你作为他的意识对象，而你又必然反抗其意图，而要将他作为你自己的意识对象——由此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相互敌对、彼此防范的，因而绝不可能息息相通。这，就从人的本质上否定了人际交往的可能性，甚至取消了人类彼此了解的现实必要性。在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代派文学中，经常表现人与人不能沟通的主题。像有些戏剧中，把父子、夫妻、朋友、邻居……都处理成表面亲亲热热，而内心阴险毒辣的状态，或者明明应该亲密无间，却彼此“对面而不识”，等等。由于在这类作品中，描写的并非是具体的“个别人物”，而是泛义的抽象的“人的原型”，其意向所指，就有了“形而上”的哲学内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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