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的创作文化，往往是时代文化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通过作品的流传，在社会群体中产生巨大影响，从而表征乃至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思潮与风尚。它可以涤**时代文化中阻碍社会发展的沉渣，宣扬时代文化中促进社会进步的方面；也可以鼓吹那些落后腐朽的糟粕，使时代文化鱼龙混杂，更加是非难辨，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创作主体与批评者以及受众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他们对作品所持的文化态度，对时代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创作文化作为创作主体自觉的文化选择，应以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为价值评判标准，然后再对时代文化作相应的表达。符合历史文化趋势的创作文化，会对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并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提高做出贡献。与历史文化趋势相违背的创作文化，则会阻碍历史的进程，把人们的生活拉入紧张、焦虑与野蛮之中。
因此，每个创作者必须首先对时代文化与文化的历史趋向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知（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对两者间可能的几种关系已经进行了大致的讨论。严格地说，任何时代的文化状态与其应有的历史趋势之间，都有着间隔、差异，且态势复杂。上述不过大略分类而已）。有了对上面两者关系的清醒认知与把握，作为创作者，也才有了坚实的文化立足点。
具体地说，如果时代文化与历史趋势同一时，艺术创作便应积极正面地展示即时文化。
比如盛唐时期的文艺创作与盛唐文化。唐朝时期的文艺创作，诸如诗歌、文学、美术、音乐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体现了对壮美的时代文化的颂扬。开元、天宝年间许多大诗人把唐代诗歌带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盛唐诗”时代。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有的体现出壮阔苍凉、坚定自豪之感，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有的写出不凡的意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这里表现出一种豪放、开朗、旷达而又悲壮的感情，与豪华的筵席所表现出来的热烈气氛是统一的。
李白诗最充分地体现了盛唐的精神风貌，他诗作中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强烈的个性色彩，汇成了中国诗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吟诵。他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最响亮、最震撼人心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笔下的山水丘壑无不具有人格化和理想化的色彩，黄河长江奔腾咆哮，**，“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李白用其胸中的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歌颂，本身也是对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如《早发白帝城》，从江流迅疾的速度着手，抒发了轻快活泼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它不仅给人高速前进的愉悦，而且使人领略人类驾驭自然的伟力和不畏艰险的气魄。李白是盛世的歌手，其诗又是盛唐气象的集中体现，他出色地完成了从初唐以来诗歌推陈出新的历史使命。其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这正符合大唐欣欣向荣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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