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既然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只“毁灭”一词，就十分清楚地提示我们：冲突双方矛盾对立的性质绝不是朦胧的、含糊的、可以调和的，它们之间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可以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并在相互争斗、抵御或绞杀中，决定着彼此的生死存亡。
这一点，与正剧或喜剧，都有着不同。
正剧，可以只单向表现某种势力或价值，纵然表现某层面上的矛盾或对立，矛盾或对立的双方也不是势同水火、决然不可调和的。比如苏联影片《真正的人》，表现一位飞行员在对敌空战中战功卓著，回来为救战友而落入德军占领区。他身负重伤，经过18天的艰难爬行，终于找到了游击队。回到莫斯科后，因伤腿受冻，只有锯断。但是这位英雄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勇敢地迎接了人生的挑战，以超人的毅力，经过顽强的锻炼，又站立起来，并终于重新飞上了蓝天。在这样的影片中，诚然有着矛盾冲突，但矛盾双方的对立是可以调和、转换乃至消融的，它们并不一定存在“你死我活”的性质。
喜剧也如是：虽然任何戏剧都是建构于冲突之上，但喜剧中冲突双方的最终态势一般都是“消解”，而不是悲剧的“毁灭”。像法国影片《英雄的狂欢节》，表述一个小城在西班牙的骑兵路过前后，其男性市长及其幕僚（肉店老板、鱼店老板、面包店老板等）从飞扬跋扈到惊慌失措、狼狈不堪；而其女性公民（以市长夫人为首的所有女人）则有智有谋、有礼有节地使小城避免了劫难。当众人庆幸欢呼的时候，市长们却又心安理得、洋洋自得地站到阳台上以功臣自居起来……影片中的冲突——男人与女人的冲突、西班牙骑兵与小城百姓的冲突，最后都得到了消解。留给观众的只是对那些无能而自负、缺乏自知之明的男人们的嘲笑。再如众所周知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悭吝人》等著名篇章，也大体如此。
而悲剧就有异于上述两类了。
像上一节所列举的《斯巴达克斯》、《一江春水向东流》、《出租汽车司机》等，其主人公或主人公所代表的人生观念、社会势力，最终都是在顽强挣扎或反抗后，因强大对方的摧残、迫害而失败、“毁灭”。因此，我们可以说：进行悲剧的具体营构，必须使冲突双方具有强烈的对立性与残酷的敌对性。只有对立而不强烈，或只含敌对而不残酷，悲剧的最终审美效果就会大受影响，甚或不成其为悲剧。
有人可能会质疑：凡悲剧的冲突一定强烈、残酷吗？鲁迅先生可是有过下面的论述——“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这段论述确是容易产生误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主要是侧重于悲剧的取材范围及悲剧的表现风格，而不是探讨悲剧冲突的内在营构与义理定位。
体现鲁迅先生上述所指的悲剧作品，比如我国影片《一地鸡毛》：
主人公刚从大学毕业、来到某国家机关时，踌躇满志，心存高远，决意干一番人生大事业。但渐渐地，就在似乎是人人如此的诸如小孩入托、老婆调工作、自己提职务等鸡毛蒜皮般凡俗小事的消磨中，沦入无可无不可、得过且过、庸庸碌碌、自己以前深恶痛绝的小市民生态与心态里去了。
在这个故事中，表现的似乎是人人如此的、近于没有事情的一种人生悲剧。但我们深入体味一下，就会感到——它只不过是借用一个人们极易忽视的、司空见惯的故事外壳而已，而实际上所展示的悲剧性绝非浅淡，其冲突双方对立的强烈性与拼杀的残酷性从人文层面上审视，绝不亚于那些“腥风血雨、惊天动地的有重大或奇特事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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