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双方的对立性同样是强烈的：一方是要冲撞出一条积极健康的社会新人之路，而另一方则以强迫前者低头忍从的方式维持历来如此的状态，两者势同水火；其双方的拼争同样是残酷的：一方不断地以汗水、泪水乃至性命顽强抗争，长时期不甘屈从、沦落；而另一方则以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习惯势力、社会积习为无物不融的泥沼，不动声色地、冷冰冰地、几乎以蔑视的眼光将对方活生生吞没！
类似影片，如我国的《本命年》、《阿Q正传》乃至《祝福》，国外作品如苏联的《湖畔》、美国的《老人与海》、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
总之，但凡悲剧，就一定要具有强烈对立两方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体现在人物与人物（或两种社会势力）之间，如前面所举的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以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曹禺的《雷雨》等；可以体现在人物与环境之间，如前面所举的影片《斯巴达克斯》、《青春残酷物语》，我国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本命年》等；也可以体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两种观念或性格的两个方面之间，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日本影片《人证》等。当然，更多的悲剧则往往将上述三种冲突的体现有机地融为一体，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作为编剧者，不可受其拘束乃至画地为牢。
还有一点要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悲剧冲突的双方应处于，也往往都处于一种“公开亮相、明显对抗”的状态。但是，也有“非常格”的设置。比如美国著名影片《邦妮和克莱德》，两个主人公似乎没有对立面，而是只因自身放纵情性的胡作非为导致毁灭——
邦妮是个酒吧女招待，自我陶醉、充满幻想，她初次看见克莱德时，他正打算偷她母亲的汽车。而他满不在乎、无所顾忌的派头却强烈吸引了她。克莱德于是更加在她面前逞英雄，故意大摇大摆地走进一家店铺抢衣物，并漫无目的地向天开了一枪。克莱德立时成了邦妮心中的英雄，与他坐上随手偷来的汽车，向城里闯去。
为了逞英雄，克莱德要当着邦妮的面抢银行，却赶上银行停业、根本没有钱。克莱德大失面子，只好把出纳员逼出门外，让他向邦妮讲明情况——并非自己没敢抢，而是没赶上好机会。邦妮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他俩似乎是玩闹着，又孩子般地胡闯下去。尤其有趣的是：汽车加油站的青年工人得知他俩要去抢银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胆量，也高高兴兴地卷走站上的钞票，追随而去。后来，他们的乱子越闹越大，已经成了被传媒不断报道、被警察紧紧追击的“巴罗匪帮”。
他们不但不紧张害怕，反而更加得意欣喜——因为这样一来，社会上的人们都在注意他们了！最后，由于被青年工人（莫斯）的父亲出卖，两个主人公终于惨死在警察密集的枪弹下、浑身上下被打成了筛子眼……
乍看此片，似乎只是两个胡作非为的罪犯因犯罪而死亡的故事，并没有两种对立的冲突、两类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体现。但这只是表象而已。实际上，这部影片仍然建立在强烈的冲突之上，这就是“全剧后的潜在冲突”！
本片表现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西方）社会生活。剧外的现实生活中，青年们对现实强烈不满，要求个人幸福，反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又备受压抑，再加上越南战争的后遗症，使他们普遍处于信仰危机之中。于是，他们便以自己的任性纵情的近乎“自然主义”的方式，向人生、向社会进行变态的无具体目的的宣战。
而影片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特意表现两个青年“匪徒”天真烂漫的自戕——邦妮和克莱德的最终“毁灭”，在观众心目中，就绝不是单方面的自寻死路，而是个体生命要求积极健康地充分实现，与冷酷无情、死板机械的社会对蓬勃生命力的压迫的强烈冲突了。青年的反抗固然是病态的，但造成他们最终毁灭的元凶则是他们所处的不健全的社会现实！
类似例证很多，其表面似乎没有冲突，而实际上潜在全剧后的两种价值或势力的冲突更为深沉剧烈，这是营构悲剧的一种类型，不宜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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