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宏观文化意识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的现实建构应是：
其一，“走向世界”的中国，首先需要一种清醒健康的文化立场。
站在偏执的立场上，过分夸大中西文化末节与表层的差异，处于过分紧张的文化保守主义视域内，绝对地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乃至病态的“国家主义”来排除、拒绝科学的“人类主义”，一味强调抵制“西方霸权”与反对“文化侵略”，就当代中国的现实文化结构与应有的历史大趋势而言，难免有“日暮途远而倒行逆施”之虞了。
当然，推动文化全球化，不等于单纯地乃至绝对地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一个各种文化良性互动、彼此影响、交流贯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自检、反思、补充与修正的必然性。因此，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东方主义也会形成某种视角偏见和观念误区。
前一时期，中国电影圈内有种倾向：即仅以西方标准的国际承认作为判断内地电影的唯一参照，也未免失当。相反，中国内地电影有许多优秀之作，如《背靠背脸对脸》、《三毛从军记》、《四十不惑》、《心香》甚至包括陈凯歌早年拍的《孩子王》、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它们在国际电影节并没有获得过大奖或荣誉，但是这些影片却以中国式的风格和叙事表现了中国普通百姓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欢笑和烦恼，表达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由于这种人生遭遇和人生体验根植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因而在影片中，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风土人情，甚至是影片镜头的运用，每一个影像元素都传达了一种中国人的人生体验。与欧美电影，甚至同是华语电影的中国港台地区商业电影相比，风格都迥然不同。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评论界而言，这些影片难于理解，因而不能有效地参与欧美文化视野中的国际电影节的竞争。然而，它们却因其敏感的现实洞察力，及显示出其艺术作为人的艺术所具有的理解与同情，使得制作者与本土观众的沟通更为顺畅，并与中国观众达成对于时代生活和生命自我的健康共识。
其二，全球化的基础内涵与本土性的品格相结合。
地球如果是个村落，当然会有共同的村约与大家信奉的公共观念与价值尺度。但同时，不等于泯灭了每个村民的个性风格与生活习惯。因此，有了上述全球性文化在本土的健康奠基，然后就要考虑本土电影的生存策略了。中国内地电影不能完全受国际电影时潮的影响而忽视或者轻视电影的本土需要和本土价值。应该极力打造自己的品格与风骨，而不要只被动乃至消极地追随国际风潮。在这方面，受到世界瞩目的伊朗、韩国、日本、巴西、印度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电影文化，可资借鉴。
在学习、借鉴国外电影文化优长的同时，必须注意：江南之橘，不要变成江北之枳。也就是说，不要忽略本国影视娱乐文化独特的民族禀性。“第五代”导演的许多作品，如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以及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卧虎藏龙》等，可为典范——所有这些影片，不但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当代全球文化的健康根基与发展趋向”，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进而获得中外观众较大范围与层面的肯定与赞扬。相反，在上述作品获得世界范围内成功后而跟风、仿制，并一味单向地欲求西方评委青睐，极力打造、刻意雕琢所谓“中国传统民俗特色”的一些影片（甚至是前一些时日获得过成功的导演的作品），却败走麦城：不但没有获得西方评委的认可，也遭到国内观众的冷遇乃至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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