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的影片评论，自然是最鲜明的例证。如对《创业》、《春苗》、《决裂》等红极一时的影片的全方位称赞，确实具有当时被社会各方面认可的“言之凿凿”的理由，也真切地体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观念与氛围，因而具有当然的“合理合法性”。但是，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再审视这些“经典评论”，其文化的荒谬性与历史的反动性，还用质疑吗？
在展示当前社会生活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也不同程度有着即时的合理与历时的反动相杂糅的文化现象——
比如电影《被告山杠爷》在1994年一出，便大获殊荣：各种奖项扑拥而来。但究其内里，在纵向上表面承认法制社会必然到来的同时，却在横向的“现在即时”内，以更“感人肺腑、动人情愫”的艺术力度，渲染着对封建领主式政治人物“山杠爷”的赞美、同情与留恋，传达着“只要一心为民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当前民众尚存愚昧，所以还不能离开强悍家长严厉管制”的“人治”精神。这，到底有助于社会进步，还是已经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从近年种种已被处理以及尚未揭发的这类“爷”们的大批乃至普泛化的恶性病变，不已经有了确切的诠释？！
再比如对张艺谋《英雄》的评说：一致赞美它的“以天下大局为重、捐弃个人、地域仇怨”的中华传统精神与文化主脉。但如果我们清醒地站在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节点上，静心审视——则《英雄》的文化引领到底应如何裁判，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他，如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宣扬“面对艰难应保持乐观”的同时，潜在其中的“懵懂地安于现状、乐呵呵茫然苟活”的阿Q心态与“小市民心理”，也受到“时尚”的赞美认同。这，都不能不引起正视。
上述所有这些作品以及对这些作品的赞扬性评论，无疑都是当下社会生活、时代文化的真实体现。但是，“真实”就一定“进步”吗？
2.批判品格的批评
同样，我们极力批判的影片，尽管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看似光明正大，理由充分，但一旦跳出那种特定的时代氛围，以现在的文化视野与文化尺度，回顾审视，能不尴尬与汗颜？
对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几次大的批判运动，人们仍记忆犹新。此风既成，后来电影界内的批判运动，也就自然而然了。如20世纪60年代对《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影片的批判，如“**”中对大批不符合当时政治理念、阶级观点与审美取向的影片的批判，如20世纪70年代对《苦恋》的批判，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界精英”以“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为依据、对“第五代”电影“取媚西方、丑化民俗”的充满偏执性民族**的批判，以及“新时期”以来对《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小武》……的批判与禁映。凡此种种，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时代氛围内，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它们却都存在两方面的病态：
其一，局限于“即时”的狭窄视域内，缺乏现代健康的文化基因，缺乏跳出庐山之外的宏观审视，因此其批评便难免时代标签的性质。一时甚嚣尘上，过后便烟消云散，乃至不堪回首。
其二，信奉一元的霸权主义文化，以此为基，排斥异己。其结果，因违背了社会健康文化应有的规定性，终究造成整体社会文化的损伤或病变。
百年来中国的电影批评，无论褒扬还是批判，往往处于“即时”的乃至实用的状态，尤其是“即时”的政治制约内应景趋时的基点上。影视界多专家、“玩家”、商人与匠人（其间不乏很好的乃至杰出的人），但较缺少具有宏观视野的文化人。“业内人士”往往沉溺于业内的自得、自珍与自诩，而少业外的文化大视野。评论界较多时髦的精致写手，而少厚重的文化方家。于是，难免一片叫响，跟风如潮；一片冷落，望风而避。其真正的成功与失败的文化根源，极少有探究的。而实际上，表面成功的影片可能已经潜藏着癌症，一时冷落的作品，倒含有将要成功的基因。
一言蔽之，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宏观的历史把握，只陷于“即时”的社会文化潮流中，不能真正地跳出三界外，而仅仅局限于“庐山之中”，是中国影视批评难出经典的根本病灶。
[1] 陈默：《影视文化学》，25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 参见桂青山：《电影创作类型论》，“悲剧”一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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