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笔者自己在《形象问题》的创作过程中，便有这种体会：在生活中，常常感到自己在别人面前的不自在与别人在自己面前的不自在……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总想在外人前面留下个好的印象、而造成自身的造作、窘束、尴尬或僵滞。又由这种现象联及其他类似的生活情景、世间人情，再因此生出许多人生哲学、生命体现等等的感触，深觉这种“累”实在是一种人生病态。但是，怎样用小说或别的艺术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却长时束手无策。过于实写，人与事庞杂零碎不说，必然平浅、令读者难能终篇；用荒诞的抽象的纯现代派手段，又恐因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大相迥异，而影响多数读者的阅读兴趣……着实费了一番脑筋。总之，无论题材的截取、角度的选择、手法的使用及艺术风格的确定，都长时困扰着自己……问题的解决，却十分偶然、突然，全不费什么工夫！那天我偶然拿个小镜子，再面对洗脸间的大镜子，来照看脖子后面的红肿处：没什么大事，不过长了一个小包儿而已。但从来没有如女人那样、对自己脑袋的前前后后作过深入蹲点、仔细调查的我，却头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侧面模样：与平日只注意的正面形象竟不大像同一个人呢！而且，也不如正面模样那样“勉强令人满意”，几乎有些“自惭形秽”了！正要放下镜子的那一刹那间，我猛地鼓掌大笑起来——这不是很好的题材与风格了么！于是，镜子虽然无辜地“惨遭噩运”，小说却应运而生了……
（二）观念演绎型
观念演绎型构思曾因我国“**”时期的“主题先行论”影响，遭到人们的唾弃和反感。其实，将生活图解化、模式化，尤其是将生活用极“左”的、片面的以至错误的政治教条图解的罪责，不在于作为构思意向类型的观念演绎本身，而在于借用这种方式操练的人自己。作为一种构思类型，它本身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它是相当普遍地被艺术创作者运用、并因此产生过优秀作品的。
所谓观念演绎型构思意向，是指作者头脑中预先有了某种观念、某种理性思维，当找到适当契机，再按照生活的真实内容，将这观念逐步通过形象体现、或曰演绎出来。只要不违背生活的真实，并在形象思维的参与下，自然、真实、艺术地展现，则观念演绎型构思意向无论如何是不该、也不能否认的。
比如鲁迅创作小说《阿Q正传》，便是在心中早就积蕴着一种对当时国民性的批判性观念，对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均有深恶痛绝的理性认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观点，一直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它出来的意思。”[1]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2]。直到后来，因着一个偶然的“机遇”，作者才将这既定的观念通过“阿Q”这形象体现出来。即使小说发表之后，鲁迅还没有把握自己是否已把既定观念充分地表达出来：“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很明显，这篇小说就是以观念演绎型构思方式创作出来的，可是，我们能说它不是优秀的艺术篇章吗？
再看刘心武写《班主任》的构思：“我在中学担任过十几年的班主任，对‘四人帮’破坏教育战线的累累罪行，我有切肤之痛，……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摧垮‘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帮派体系虽然至关重要，却仅仅是拨乱反正的一个前提。我们还必须花大力气……肃清那些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地渗进并玷污不少师生灵魂的‘帮毒’……许多我教过的学生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失眠，令我深思……我要写出‘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我要满腔义愤地告诉读者：不要仅仅注意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丑类，还要注意宋宝琦式的畸形儿，更要注意到反映在谢惠敏这类青年身上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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