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影视艺术鉴赏审美意识的作用表现在具体的影视艺术鉴赏活动中。众所周知,具体的影视艺术鉴赏活动中,鉴赏者经常一方面利用感觉、知觉、直觉等形象思维审美意识方法,对象和再现影视艺术形象;另一方面,也常用推理、分析、判断等逻辑思维审美意识手段,对影视艺术形象所包容的美学思想内涵进行解构,从而将影视艺术形象,再创造成一种具有深度美学思想的“美”的携带者和再现者。这样,被鉴赏者心目中意识到的“形象美”的东西,就变成了被鉴赏者意识到的“思想美”的东西,“形象的文本美”就转化成了“思想的本文美”。由此,影视艺术作品在鉴赏主体的努力下,成功地实现了从“语言符号”到“语言意义”的转变,其作品结构展开的是影视艺术语言,而鉴赏者最终从中接受到的却是影视艺术语义。显然,这种艺术角色和存在意义的价值转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影视艺术鉴赏主体的审美意识使然。现实的影视艺术鉴赏实践中,鉴赏者通常利用审美意识的这种从形象到思想的审美意义转换功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影视艺术鉴赏活动。
第三,影视艺术鉴赏审美意识也决定支配着鉴赏主体的美感表达。影视艺术鉴赏的结果不仅存在于鉴赏者心中,它还要反映在鉴赏者的审美表达中。鉴赏者只有将自己鉴赏的结果,借助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或其他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人们才能真正了解鉴赏者本人的审美状态。反之,如果没有美感表达这个环节,再深刻的影视艺术鉴赏也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社会审美价值。因此,鉴赏者能否将自己的鉴赏结果社会化,也是衡量其影视艺术鉴赏水平的重要标准。但是,怎样做才能成功地实现鉴赏结果社会化呢?实践证明,审美意识在鉴赏结果社会化的过程中,担当着一种沟通人际心灵的审美中介角色,可以帮助鉴赏者将自己对影视艺术对象的看法和审美感受,并使之转换成语言,倾诉给他人。所以,审美意识是美感倾诉的前提,它使被鉴赏的影视艺术对象,不仅被鉴赏者意识到,而且还使其他一些未曾卷入影视艺术鉴赏实践的人意识到。
第四,影视艺术鉴赏的审美意识也显现在其对鉴赏主体心理和行为的调节和控制上。作为一种心理机能,影视艺术鉴赏的审美意识,具有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的审美功能,它不仅可以控制人在鉴赏前、鉴赏中的心理,如情绪、情感等,而且还可以控制人在鉴赏后的心理与社会行为,使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一种合道德、合理性的美感性。关于艺术对人的心理行为的控制,祖先早有论述,孔子所谓的“诗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都是这个意思。其实,“诗”本身是无法“兴、观、群、怨”的,只不过是它刺激了人的审美意识,让审美意识唤起了人的“兴、观、群、怨”等审美情感,正如李泽厚、刘纲纪在其《中国美学史》所说的那样:“孔子注重通过情感去感染、陶冶个体,使强制的社会伦理规范成为个体自觉的心理欲求,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所谓‘兴’、‘观’、‘群’、‘怨’都贯穿着这个基本思想”。[8]
的确,审美意识对鉴赏者审美心理、审美情感和审美行为的控制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它的存在,人们才可以将影视艺术鉴赏看做远离平衡状态的耗散结构。它耗去了鉴赏者的审美意识潜能,却成功地实现其审美鉴赏系统的“巨涨落”,使影视艺术作品的美学思想,完成了向新的有序状态的转变。它作为一种系统变化发展着的控制度量,通过自己的控制机能,调节了人的心态和言行,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借用《文艺控制论初探》一书中的一段话,来阐述本书的观点,那就是,由于影视艺术鉴赏的过程是鉴赏主体审美意识不断输入、不断耗散的过程,因而,作为一种远离平衡状态的审美耗散结构,它相对于“从艺术发展中新质输入、旧质耗散的自行调整和控制来说”,已将人类艺术史和艺术鉴赏史变成了“一部自动控制史”,结果,“人类对艺术发展中的控制规律认识得愈深刻,愈便于掌握这种控制规律,愈能增强对艺术控制的自觉性”。[9]影视艺术鉴赏中的审美意识,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控制影视艺术对象本身,而且还可以控制鉴赏者的审美心理及行为。当然,不可避免地,它还控制着影视艺术鉴赏的审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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