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余华发表了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余华对自己80年代小说创作的全面总结。小说以一个被世界冷落的孩子“我”作为故事的目击者和叙述人。因为特殊处境，“我”只能成为故事的边缘人物，而无法在众多人物当中以主角的身份出场，这就使“我”与周围的世界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小说首句就已经为整个作品定下了生存绝望的基调：“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的不可名状的恐惧”。在南门这个地方出生的“我”，六岁即被带到孙**由一对名叫王立强和李秀英的夫妇领养。当“我”十二岁再回到南门时，“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父亲嫌弃我成了家庭的累赘，“我”的兄弟受父亲的影响也远离了“我”。然而“我”被王立强领养的那段时光也并非充满了快乐和幸福。相反，还遭受了数不清的伤害和惊吓。养母李秀英对“我”诚实的考验，养父王立强对“我”的暴虐，同学国庆和刘小青对“我”的诬告，老师对“我”逼供的恫吓和惩罚，王立强死后李秀英出走对“我”的抛弃……饱受虐待的母亲忍辱负重，正是这个让“我”辛酸的母亲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却更希望考上大学的是“我”哥哥。现实中的一切是那样令人失望，但我还是努力从中寻找一些温情的回忆，以躲避现实中孤苦无助的精神处境。然而对过去的温情回忆毕竟不能真正为“我”疲惫破碎的心灵找到憩息修复的寓所，因为这些温情回忆仅仅是特定情景下的一个表象瞬间，如王立强轻微的慈爱，小学同学的慷慨帮助，苏医生的一次偶然的病中友爱，母亲的逆来顺受，等等。这些温情不是发自人物的内心，因而像建立在沙漠上的房屋一样容易倒塌和转移，无力承担“我”将整个心灵托付给它的重负。与当下叙述同步的现实形态无法提供真正的发自心灵的温情，“我”只好把目光推到远处：祖父年轻时候的威望和令“我”自豪的传奇经历。然而这一切又与当下祖父的猥琐和卑微构成了反讽。他仍然无法为“我”的精神伤口作温情的抚摸。
《活着》标志着余华小说创作的重大转向。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狂嫖滥赌而把家产败光后，变成了雇农。这时他开始对家庭充满温情。但不幸却接踵而至。福贵的亲人一个又一个地死去，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断地毁灭，而他依然顽强地“活着”，历经沧桑的他最后与一头老牛为伴。
这种以执拗的“活着精神”来抵抗强大苦难的方式，在余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得到了延续。小说主人公许三观是一个普通市民，他一生共卖了九次血。第一次卖血所得的费用花在了娶亲上；大儿子一乐把铁匠儿子的头打破了，许三观为了垫付医药费卖了一次血；1958年闹饥荒，在全家人喝了57天的玉米粥之后，为了让全家人吃顿面条，许三观毅然决然地卖了第三次血；一乐回来探亲，身体非常虚弱，许三观卖血犒劳队长，以期队长能关照一乐；一乐得了肝炎到上海住院，许三观一路三次卖血到上海，第三次卖血时差点丢掉了性命。卖血，对许三观来说是解决生存困境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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