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转型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博得了广泛的好评，不少人用“地老天荒”“悲天悯人”一类话来表达对这几部小说的感受。这样一种肯定性的评价当然也能言之成理，但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作家在艺术方式和精神向度上的重大变化总应该有迹可寻。从《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类“先锋小说”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类雅俗咸宜的“准通俗小说”，在艺术方式和精神向度上都是一种剧变。余华的这种剧变多少给人突兀之感，让人对两者中何者表达的是作者真实的人生体验暗生疑虑。另一方面，《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所张扬的人生态度，也可以说与中国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很难划清界限，也让人想到诸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苟且偷生”一类成语所表达的意义，还让人想到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小说表达的是一种很陈旧很低俗的人生观念。
苏童（1963— ），原名童忠贵，祖籍江苏扬中，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主要作品有《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乘滑轮车远去》《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罂粟之家》《红粉》《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米》等。《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描写一个陈姓家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小说从“我”的视角展开整个叙述，但“我”又似乎是个不负责任的代言人——在小说中，“我”总是随意进出故事，一会儿一本正经地叙事，一会儿又以导引读者的身份出现，提醒读者不必沉溺于故事之中，而要与故事保持距离。他会在故事进行中突然插一句“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是苏童”。苏童在写作中不断破坏作品结构的完整性，像《乘滑轮车远去》不过是把“我”随意想起来的九月一日那天的事情堆砌在一起，“我”愿意讲哪一段事就讲哪一段，显得随意性极强，完全不遵循线性的叙事原则。《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现实的“我”不断介入“我”所叙述的故乡的历史，小说因此而经常中断叙述，不同的时间相互嵌入，使得小说不再明朗清晰。苏童喜欢写历史的故事，而传统的历史小说强调作家在把历史叙述得栩栩如生、极具“似真性”的同时，不允许作品中虚构的成分超过历史科学所要求的限度——即可以虚构却不可以过分损害历史的真实。苏童却好像故意要与这种观念对着干，他彻底放弃了“再现历史”的努力，打破历史的所谓权力化的“真实”，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一种对话的姿态处理历史。
苏童等人在80年代中后期对叙事技巧的探索，对小说传统进行了激烈的“二重颠覆”——不仅破坏了传统叙事的审美形式，而且进一步破坏了读者的集体记忆与集体想象。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他们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的叙事的无限开放性，实际上损害了小说的本质规定，消解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特质。进入90年代后，苏童小说也有了一次剧变，即回到传统的写实主义，并且创作出了《妻妾成群》一类颇具通俗意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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