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1964— ），原名刘勇，江苏丹徒人。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执教，现执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格非的小说《迷舟》《褐色鸟群》《青黄》《大年》等，都在作品中完整地叙写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绝不像传统写实小说那样按照时间的线性发展顺序来建构情节，按部就班地安排人物命运，而是不断地设置故事的“迷宫”，使读者感觉到一切都似是而非、亦真亦幻。《褐色鸟群》写一个叫棋的女子与“我”邂逅，棋的亲昵和温顺使“我”感觉她就像自己的妻子。一次，“我”给棋讲自己的一次奇特经历：“我”在城里碰到一个穿栗色靴子的女人，于是在下雪的夜里追踪她，那女人却失踪了。后来再见到她时，她的丈夫却莫名其妙地死了，“我”与她结了婚，可她却矢口否认她自己是那个穿栗色靴子的女人，不久，她也死了。过了不久，棋又来到了小白楼找“我”，“我”分明认出了棋，棋一副诧异的样子不承认自己是那个带着画夹的棋，说她从来不认识“我”。这个故事堆砌了一些紊乱的事件，一个个的谜团真假难辨，只有“候鸟”作为季节的一种符号还让人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这篇小说充满梦境与幻想，现实反倒是不可信任的，相比之下，作者显然更相信绝对化的个人体验。《迷舟》写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期间，孙传芳部的32旅旅长萧带着警卫员回家奔丧，顺便侦察敌情。在家期间与表妹杏私通，被杏的丈夫三顺发觉，杏遭到痛打并被休回娘家榆关。萧连夜赶往榆关，因为萧的哥哥率领的北伐军正驻扎在榆关，所以萧的警卫员认定萧是去通敌，开了六枪将萧击毙——原来师长密令警卫员，如果萧去榆关，就将他处决。故事弥漫着强烈的宿命气氛。在“引子”里作者写道：“对即将开始的大战的某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困扰着他”，萧的命运在谜团中逐渐展开，这就满足了读者的“破谜”的好奇心。当然，格非不是在写一部侦探小说，因为《迷舟》中对生存偶然性的神秘体验，才建构了小说真正的心理逻辑，一个老道用诡谲的语气对萧说“当心你的酒盅”，恰恰是萧的警卫员喝醉了未能够随萧一起去榆关，以至于萧回来后被杀。可萧去榆关到底是探望杏还是通敌，小说没有交代。这种讲究形式结构及叙事视点的奇异安排的小说文体实验，也并未被作者长期坚持。作者在9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明显表现出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回归。格非的这类“先锋小说”，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游戏性和技术性，仿佛是对某种理论的形象演绎。
叶兆言（1957— ），江苏南京人。这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死水》，中篇小说《悬挂的绿苹果》《五月的黄昏》《枣树的故事》以及被称为“夜泊秦淮”系列小说的《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边营》等。
叶兆言也常被归入这时期的“先锋小说家”之列，但其实这是很勉强的。在一部分作品中，叶兆言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叙述实验，如《绿色咖啡馆》《五月的黄昏》《枣树的故事》《红房子酒店》《桃花源记》等作品，也多少具有些“先锋”的气息，但比起同时期的其他一些“先锋小说”，叶兆言在叙述方式的实验上是很节制的。同期的另一部分作品，则基本没有叙述方式上的“先锋”做派，仍是用写实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思。
叶兆言喜欢在民国时期这样的乱世背景下叙写普通人的生存常态，通常用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笔调写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的反复无常，在叙述节奏的把握上较为节制内敛，常有种“欲说还休”的味道，不温不火、散淡从容的叙述里常传递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苍凉感。做派近于乖张的风流教主南山先生（《十字铺》）、取义成仁不失气节的丁老先生（《追月楼》）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表明作者对古城南京的地域文化极为熟稔。不过，叶兆言描绘的民国时期的六朝古都和秦淮河畔已失去了往日那份桨声灯影、笙歌燕舞带来的繁华生动，南山先生等行为观念还勉强维持着最后的名士风流的老派人物，只能依稀唤起读者对过往时代的历史想象。作者无意于渲染怀旧情绪，而是倾向于将普通人置于乱世背景下，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张二胡与三姐的故事（《状元境》），季云、士新与姬小姐的故事（《十字铺》），阿米与葆兰的故事（《半边营》），岫云与尔汉、白脸、老乔的故事（《枣树的故事》），既使叶兆言的小说获得了较强的故事性，也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更多的生活实感和历史质感。他笔下的普通人，在性格上、道德上不无缺陷，却也不乏人性的真诚和朴实，由于时代的飘摇与自身的缺陷，他们总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过一种安稳富足的生活。岫云莫名其妙地将自己的人生与杀夫仇人搅在一起，懦弱老实、人见人欺的张二胡刚开始经验人的尊严却又不得不经受丧妻的痛苦与孤寂，阿米与葆兰这一对勉强绑到一起的夫妇刚开始产生爱意却又不能长久……叶兆言笔下的人物似乎总脱不了一个悲凉的结局。对于这些普通人的人格上的缺点和行为上的错误，作者和叙述人总是抱着极大的随和、容忍、超然的态度，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去看取他们略带喜剧意趣的悲剧人生。其中隐含的对于历史和人性、人生的悲观和宿命的倾向，也较多通过场面和情节的冷静而客观的描绘流露出来。
叶兆言另创作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等长篇小说，从这些作品的取材和技法可见出作者试图“争取读者”的企图，但它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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