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的前奏。就在彭真主持制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力图将《海瑞罢官》等问题限定在学术范畴，反对将学术批判混同于这种政治批判的时候，另一个针对它的重要文件也在加紧制定当中。
1966年2月，江青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在上海秘密召集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干部，观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并阅读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论述，座谈部队文艺工作。在此期间，江青全盘否定了30年代文艺，指责京剧和电影等大量的文艺作品没有贯彻“两个批示”的精神。会后，刘亚丁等将江青在座谈会上的“一言谈”整理出纪要，但这份纪要很快被全盘否定。后来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对该纪要进行全面修改，增加了许多座谈会上没有的内容，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还亲自作了三次修改，字数也从三千多字增加到一万多字。这一过程充分说明所谓座谈会根本不存在[13]，而只有这份兴师动众整理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才是目的之所在，发动“**”急需这样一份以部队名义制订的具有震慑作用的文件。
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的《纪要》直接对抗《二月提纲》，反对将问题只限定在学术批判内。它是“两个批示”的直接结果。《纪要》将毛泽东1962年以来对文艺界的指责和意见进一步具体化，全面否定30年来的左翼文学成就。《纪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被划进这条黑线的主要论点有：“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即所谓“黑八论”。
同时，《纪要》还指出“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并提出了纲领：“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纪要》还大力标举江青参与的“革命现代京剧”的功绩：“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纪要》第一次用文件的方式将江青推到“**”的政治前台，同时，明确提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摧毁现有文艺组织，洗劫文艺界提供了依据。可以说，《纪要》在政治上催生出《五一六通知》，并与之同时成为具体发动群众进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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