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历史的反思告诉我们，强势的宣传策略往往胜过学术的自然演变。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发刊词《敬告青年》，痛陈社会弊病，并将改革的希望和动力放在青年人身上，借助青年人的一身干劲和一腔热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同时又极具策略性地成功打响了社会变革的口号。他的言辞，每一句都很有煽动力，让人觉得救社会人民于水火，义不容辞：“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3]同时他这篇发刊词的结构也非常简单、条理非常清晰、要求也非常明确，特别符合能够进行高效社会传播的文章的特点。例如，这篇发刊词的小标题：“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每一条都在简短的同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让人可以迅速地接受并付诸实践。在《新青年》这股强大的社会浪潮的影响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声音被埋没了，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殷文存》《石鼓文考释》等更是无人问津，章太炎《菿汉微言》也没能抵挡过时代的浪潮，取而代之的，是与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相通的思路，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背后所传递出的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阐释逻辑。
之后，都是在《新青年》上，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从文学入手，对写作的规则、学术的规则和全盘思想文化的规则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浪潮已然势不可当。《新青年》尚且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而更为偏重文学思想传播的还数当时《新青年》的同盟军《新潮》杂志。《新潮》杂志由北大学生于1919年1月创刊成立，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是当时的编辑部成员，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任干事，胡适则为他们担任顾问。也正是《新潮》杂志的诞生，催生了20世纪早期对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一次“整理国故”运动。当时与《新潮》社针锋相对的是同样在北大颇受欢迎的《国故》杂志社，由当时的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大力支持。《国故》杂志主张“保存国粹”，而《新潮》杂志则提出“整理国故”。借着《新青年》的劲风与胡适的大力支持，“整理国故”运动显然占据了上风，并对之后整个学术界对古代文化传统的研究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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