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理国故”运动的评判，至今还是众说纷纭。站在当年《国故》杂志的立场，这是“全盘、激烈、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站在当年不断被强化的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这是复古、守旧，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当然现在也有不少人为胡适平反，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本意是要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传统文化、使其更好地发挥现代意义的作用。这样积极正面的评价观点一直以来在学术研究领域是主流。例如，2001年的《文学评论》上刊文指出“它是民族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整理国故对于民间材料的重视与方法论的探索，至今仍给人以启迪。”[4]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刊文认为“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5]2014年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亦刊文认为：“在思想与学术、学术与文学、现代与传统等多元因素混杂交织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其科学的研究精神和民间的价值趋向对于文学、历史、学术的现代转型乃至史学学科的建设、新文学秩序的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6]然而，如果一味都是顺应旗帜鲜明的由明星知识分子所鼓吹的社会文化运动，顺应“救亡”“启蒙”对当代学术体制之建立做出贡献这样的典型的现代化话语，我们就无法跳出这样的思维定式，对现代学术话语形成真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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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