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对“整理国故”的梳理，触及两个对于我们现代反思而言应该注意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明确化。第一是关于“启蒙”与“学术”的关系。陈来认为这二者本不一定冲突，只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成为对立的立场，最终“启蒙”压倒了“学术”。本书则更进一步认为其实在这场运动中，“启蒙”不仅仅是压倒了“学术”，其实更大的危害在于“启蒙”对“学术”的重塑。胡适对“整理国故”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与海外汉学研究的接触，而对海外汉学，胡适在评价起来使用最多的核心词是“科学”。例如，他对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博士论文《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高度赞赏，认为“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9]他在1922年的《国学季刊》发表文章称“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10]他在1923年《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也强调“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11]然而正如本书“导论”部分所说，真正适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未必是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自西方的“科学”“系统”的方法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方枘圆凿，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把冷冰冰的“手术刀”，按照西方自身的文化逻辑在文艺复兴之后发展起来的启蒙理性，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知识、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层层分解，从而让每一个部分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也让被分解出来的每一个部分在其单独从属的社会领域中失去了生命力。更不用说当时被胡适推崇备至的西方学术，尤其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在之后的发展中也经历了对“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逐渐认识到这样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出于早年对于东方文化初步认识的需要，而更深度地来看，运用西方思维，并不适用于对中国传统思维气韵生动的内在精神价值的真正了解。这部分的内容将在本书“第二章”进行更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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