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分歧表现在如何实施“大西洋第一”的战略上。源于传统，英国执行的是一条“间接战略”，即以海军为基础，对德意施行经济和交通封锁，同时进行战略轰炸、小规模的袭扰和支持占领区的破坏颠覆活动，以此消耗敌方力量和蚕食敌人的势力范围，最终拖垮敌人而取得胜利或为最终的大陆反攻创造前提条件。而美国主张的是“直接战略”，即以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和人力为基础，用军队直捣敌人的心脏，与之进行面对面的决战，依靠压倒性的力量取胜。这种战略上的分歧，在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对话中一直存在，并成为双方战略分歧的根源。丘吉尔本人对英美在这种战略上的不同理解作了以下剖析：
在军事领域和在商务或生产领域里，美国人的思想自然倾向明确的、全盘的、合乎逻辑的最大规模的结论上。他们的实际思想和行动就建立在这些结论之上。他们觉得一旦把基础按照真实和广泛的方针做成了计划，所有其他阶段将会自然地，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跟着来到。英国人的思想却与此很不相同。我们并不认为合乎逻辑而又明确的原则对于在迅速变化和不可限定的形势下所应做的事情来说，一定就是唯一的锁钥。特别是在战争时，我们更加重视随机应变和临时安排，我们企图按照正在展开的事件去生存和制胜，而不渴望常以一些基本决定来支配事件。关于这两种意见，有很多争辩的余地。分歧之处在于着重之点，但这是根深蒂固的。[6]
比较而言，英方在大西洋会晤之前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7月31日，参谋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名为《总体战略评估》（GeneralStrategyReview）的报告，在8月10日提交给了美方，打算以此作为第二天同美方磋商军事问题的基础。
报告指出，目前的战略形势是：德国挥师西班牙将导致直布罗陀基地失守，占领加那利群岛成为大势所趋；有必要在法属摩洛哥和法属西非部署军队，但英国面临入侵的威胁，无力作出此部署；失去中东将是灾难性的，保住中东将主要有赖于美国的协助；新加坡对于远东的行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报告直言美国的参战将使战略形势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海上的严峻形势将立即得到缓解，船运损失的减少将体现这一点。即使日本参战，优势的天平依然在我们一方。美军将能够阻止敌人在摩洛哥和西非的渗透，能够接手大西洋岛屿的潜在责任。”
关于未来，报告指出：“我们必须首先摧毁德国战争机器赖以存在的基础——为其提供支撑的经济、士气和供应补给……以及胜利的希望。”为此采取的手段是封锁、轰炸、颠覆和宣传：“轰炸进攻必须以最具破坏性的规模进行……我们将给予生产重型轰炸机以最高的优先权……如果大规模运用这些手段，德军以之为基础的整个架构将被摧毁，无论他们现在的力量如何，德国的武装力量将在战斗力和机动性方面遭遇严重的削弱，以至于再次发动直接的进攻将成为可能。这一时刻的到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美方的协助下如何能够使我们扩大空军力量的计划继续施行下去，如何获得和保护必不可少的船运。有可能以上提到的手段本身就足以使德国求和……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通过地面部队登上欧洲大陆……直接打败德国，从而加快胜利的到来。”[7]
然而，美方军事代表原来只打算同英方洽谈租借物资的分配问题。因此，在第二天的会谈伊始，作为美方主要发言人的斯塔克表示，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仔细研究英方的报告，待返回华盛顿之后，再就该报告给予正式的答复，眼下可以先进行非正式的讨论。[8]事实上，会谈只讨论了英方报告的前15段内容，后24段留待以后进行正式的研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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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同盟还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