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来看看因“成功”二字激动或者困扰的人群。其中，一部分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在经济特区首先富裕起来，最先拥有房子、车子、票子，甚至包了二奶，享受当前社会给他们的“成功者”称号，活得心满意足。还有一些人，无论是创业有成的业主，还是三资企业的经理人，花上个几万、十几万，到中欧、清华、北大管理学院镀金，期望自己再迈上几个台阶，这些人心理有压力。另外一部分人，如同陈光和他的妻子，虽然羡慕前两种人，可是自己没有勇气去拼搏，但又怕自己在当前的经济大潮里要被落下，心理压力大，心态不平衡。更有少数人，已经被社会视为“成功人士”，在“成功”的大帽子下面喘不过气来，心理失衡，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94年上海大众汽车的中方总裁方宏跳楼；2000年《时尚》杂志总编高晓红跳楼；2003年歌星张国荣跳楼……还有，近几年，高等院校学生、教授自杀事件频发。2005年，北京大学9名学生自杀；2007年中山大学教授欧阳洁自杀；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导余虹自杀；2012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哈佛“海归”博导、系主任，年仅39岁的曹廷炳教授自杀……
美国人破产了跳楼，中国人成功了也跳楼，这是怎么啦？
总的来看，关注“成功”的人们，满足现状也好，不满足也好，嫉妒别人也好，绝望自杀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活在一种不断与周围的人做比较的相对生存状态之中。他人得了什么分数，挣了多少钱，得到什么荣誉，都能影响这部分人的情绪。这群人的年龄多在 25～45岁之间。
成功的社会时代性
成功，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抽象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能力和成就。然而，每个特定的社会，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赋予成功很不相同的含义。就看看中国过去的这100年吧，成功者的概念变化得令人瞠目结舌：
—20世纪初，皇帝、大臣是人们崇敬的成功者。可是国民革命以后，他们变成了被人耻笑的前清遗老遗少；
—1911～1949年，国民党的大官、各系地方军阀变成了成功者。与之对立的共产党人要被杀头。社会上“有钱”才会“有势”；
—1949～1966年，共产党干部成为成功者，民国的英雄们成了“反动派”，解放前有钱的地主富农，成了专政的对象；
—1966～1976年，“四人帮”是“成功者”，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变成了“走资派”，被打倒、被囚禁；
—1976年以后，“四人帮”变成了阶下囚，没被整死的“走资派”又回来了，“第二号大走资派”邓小平是成功第一人，引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率先富裕、发迹的人们，被社会舆论定义为成功者。
在20世纪当中，中国社会关于“成功”的概念更换了五次，而且全都被我的父亲赶上了。父亲是1907年生人，因此，4岁以前是大清朝的臣民，脑后拖着一根小辫子；1925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追杀、囚禁；1949年以后跟随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工作，变成了高级干部；1966年被“四人帮”打倒，当了十年的“走资派”；1976年以后，平反、恢复工作，被人称为“革命老前辈”，去世前，在文化部做顾问。
如果，用中国社会五个时期截然不同的标准评判，父亲每隔十几年，就得被换上一顶截然不同的帽子，轮番在失败者与成功者之间倒换。假如他是一个看重这些帽子的人，那就活得太辛苦了。好在父亲是个有信仰的人，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的境遇如何翻转，父亲依然抱着自己的信念活着。我不知道父亲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只看到他老人家，1987年在临终的病榻上，依然努力贡献，像一支蜡烛，燃烧殆尽，最后还为世界增添一点光亮。至今想到父亲，无论他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成功者，他的人生轨迹令我仰慕，为我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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