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人士尚有华丽的外表掩饰不卫生的身体，下层群众则将其**地暴露出来，引人注目，因此也最为舆论所指摘，并受到官方的管制。劳苦行人在夏天常赤身露体以消暑热，这被警察厅以有碍卫生为由严令禁止，违者重罚。[11]人力车夫不仅露背而且赤足，于烈日暴晒下疾驰狂奔，这样的身体最易感患疾病，加剧不卫生的状态，警察厅为此多次转饬所属严行取缔。[12]根据警察厅制定的车夫规则，对披发或不剪发者、盛暑严寒不戴帽者、**以及衣服破不蔽体者都要求即行停止营业。[13]小孩也常是上下一丝不挂，满地打滚得浑身是泥。[14]居于社会最底层的乞丐，更是满身污泥，有的背着死狗，边走边唱，臭气扑鼻，还引得一群孩子跟随起哄。[15]长了一身疥疮的乞丐在街上溜达，气味难闻。[16]乞丐的身体被视为城市空间中游移的疾病传染源。还有背着粪桶的粪夫，一口一口地拼命吸烟，烟臭与粪臭同熏。[17]
这些身体形象不仅关乎卫生，且关乎体面，不卫生的身体代表了不清洁的城市，不卫生的坏习惯被认为是整个社会不文明的反映。不合于卫生的个人习惯，不仅是对个人身体健康的损坏，更是致使国家孱弱的根源之一。尤其是对吸食鸦片、纸烟和毒品的恶习，倡导卫生的舆论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大力鞭挞，抨击其不卫生的丑态，并由此推动了相关社会运动的开展。
吸纸烟在清末开始流行，到民初纸烟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吸用的消费品，“不惟男子吸之，即妇人孺子亦相效尤”[18]。1913年内务部曾鉴于纸烟泛滥，尤其是18岁以下青少年多有吸烟，要求学校切实禁止学生吸烟，烟铺不得卖予小孩。[19]1918年内务部再次申令禁止童子、军人和学生吸烟[20]，教育机构也曾屡次禁止学生吸烟[21]，社会上也出现了戒烟的组织和运动[22]，但均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至20年代中期时纸烟盛行，以致有人认为全国不吸烟的人只有不到十分之二三。[23]但政府始终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制止吸纸烟，在1935年行政院还通令各地制止假借名义禁止吸售卷烟，以免影响商业和税收。[24]
而对吸食鸦片和毒品的问题，社会的重视程度要更高，政府的强制力也更大。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以鸦片为借口强迫打开，因此严禁鸦片在近代中国一直是从官方到民间都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其中刻画吸鸦片者的身体状态成为警醒世人的手段。1906年清政府开展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禁吸鸦片的社会运动，当年的《万国公报》对戒烟进行了积极宣传，其中的一篇文章形象描述了作者的友人进入北京的戒烟公所戒除鸦片前后的身体状态：“余因公余，偶忆戒严之友人所之时，步履艰难，声息微弱，双肩高耸，满面极黄，身躯瘦似麻杆，形容可谓活鬼。及至出所之日，目若灯烛，面似银盆，身体壮强似有百钧之力，精神浩大几乎五更即起。”[25]文后并有《劝戒鸦片俚言十载》：
劝戒鸦片俚言十载
弗识忧来弗识愁，日高犹自不明眸；与烟如作新夫妇，密爱幽欢恰动头。
宦场鸦片祸根株，黜职罢官见江苏；瘾士诸君堪作鉴，回头猛醒出迷途。
爷娘望子作良民，不料吸烟损却身；**产倾家犹小节，九泉何面见双亲。
儿女原来仗二亲，栽培训导作良民；夫妻若染洋烟瘾，那得闲工教后人。
男儿本为女之家，相近如宾礼可夸；若吸洋烟亏损甚，夫妻反目怨谁差。
妇女原当佐庄福，兴家立业按规模；若将烟病今深染，内助之名愧无也。
弟兄和睦以同居，家道诚然庆有余；若吸洋烟不自爱，焉能骨肉弗生疏。
往来密友与良朋，因尔吸烟冷若冰；白眼相看天际外，问君羞愧也不曾。
每见先生误后生，因而失馆罕闻成；推原大半洋烟病，奉劝为师且自衡。
青年公子醉烟乡，半读时书半舞枪；虽蒙祖父勤培植，怎得功名到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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