秽物堆积既造成了可见的肮脏，又使城市空间充斥着无形的臭味。这些臭味不仅来自街道，还源于沟渠与河道。按照传统的惯例北京于每年初春对沟渠进行疏浚，通常的做法是将污泥挖出，并在沟旁挖一泥池储存，待泥干后仍填沟面，因此挖沟的时候臭气弥漫，易于传播疫病。八国联军殖民统治时将挖出污泥运至南下洼地，防疫效果甚好，北京的市政机构从1904年开始也采用了这种办法，传统的做法最终被淘汰。[14]但始建于明朝盛时的下水沟历经数百年，“已毁不复用，石盖露出地表或已毁坏，沟壅塞水滞流，终于形同北京无下水沟”[15]。污水无处可排，而淤塞坍塌的沟渠还成了臭气之源。护城河也不再具有护城的功能，反而成了污秽之所，“每值冬天，水积如冰山，再遇大风，秽土滥纸飞于满天，每值仲夏，日光烈烈，臭气蒸熏”[16]。
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间如此不洁，主要原因在于人的活动。人是城市空间中的活动主体，人的活动必然会产生各种秽物，当这些秽物没有得到及时和适当的处理，就会对城市的环境造成直接的不良影响。加之近代北京城市人口高度密集，流动性增强，且增长较快，如1910年时据内务部统计北京的常住人口有812336人，到1917年迅速增至1221043人[17]，随之而来的秽物的增加使城市的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
近代北京城市居民的秽物，数量最多的是固体形态的垃圾。主要包括生活废物、厨房废物、秽土，还有**形态的秽水。固体垃圾中，生活废物通常会被充分利用，其中的玻璃瓶、洋锡罐、破袜敝履，甚至路上的破布，也会有人拾取，可以换得几个铜元，因此这一部分被抛弃户外的并不多见。[18]厨房废物因人民生活节俭，对食物竭尽利用，在固体垃圾中所占比例最少。[19]秽土所占比重最多，其主要成分是炉灰，当时北方的人们过冬依赖煤炉取暖，因此天冷时秽土的产量很大。
表3.1 第三卫生区垃圾成分比例统计表（1935年）
许多城市居民常常将缺乏再利用价值的厨房废物和秽土堆置于住所之外，以免占用居住空间，并将垃圾带来的脏臭摒除在外，这成为城市空间尘土和臭味的重要来源。住所外面的道路是人们扔弃垃圾的首选，“人家扫除之物，悉清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20]。沟渠河道也是垃圾堆积的场所，“无论什么脏东西，往里一掷，就可以说了事”。[21]天安门前御河及南池子一带水道，“因两岸居民不知爱护河道，任意倾倒秽水及垃圾，以至河身淤垫日高，不独该河本身宣泄不畅，积水易于腐臭，即玉带河亦受它影响”[22]。河道被垃圾壅堵成为死水，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直接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居民住所大多没有下水通道，住户通常将秽水随用随洒，若集中泼洒于一处坑洼之地，每当夏季会“烈日蒸晒，腥气不堪”[23]，冬季则泼出去的水会结冰[24]，秽水变成了秽物，其臭味存留的时间变长了，就愈加让人难以忍受。
人们在户外活动遇有排泄秽物的需求时，有两种处理方法可选择，一是寻找固定的专为排泄而设的处所，即厕所，一是随地便溺。明清时代的京城公共厕所很少，人称“京师无厕”，于是随地便溺成为北京的一种风气。[25]清末出现了旧式公厕，多由粪厂所设，“三面围以土墙，墙内挖土成粪坑，无屋盖，无门板，无隔障，极不完备”，加上清扫不及时，臭气熏天，难以接近。[26]以致随处便溺的习惯一直延续至近代，其身姿和遗留物，可说是当时北京街头一“景”，严重影响了近代北京的城市形象。前门是京城最冲要繁华之地，当火车载着期待见识古都风貌的乘客从远处驶来时，城墙根下随处便溺的情景就能立即让人大失所望。[27]前门西车站广告牌底下是洋车夫汇集之地，尿流成河也无人过问。[28]北京十岁以内的孩子多在街上便溺，人们都听其自便。[29]不仅普通民众，作为执法者的巡警也经常知法犯法，“往往在大街边僻的地方，或派出所的旁边，有放遗之声，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巡警”[30]。这些行为也就加剧了北京城市随处可见的污秽和随时可闻的臭味。
总之，近代北京城市的居民采取各种方式将秽物转移至住所之外，本意在于远离肮脏和臭气，却无形中侵占了城市的空间。这种做法还使秽物从私密的领域转移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并直接地暴露出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个人侵占城市空间的行为破坏了公共环境，造成了近代北京城区的污秽状况，与人们希望获致一个清洁空间的愿望相抵触。这一矛盾随着近代北京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城市空间的愈形拥挤而渐趋激化，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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