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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_何江丽(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介绍和阐发) 第(2/4)页

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卫生行政机构,多以美国温司劳氏的公共卫生定义为指南,这也是当时得到较多认可的公共卫生定义。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所长李廷安和中央防疫处处长金宝善对公共卫生的理解都源自该定义。[27]温司劳氏主要通过限定公共卫生的范围进行定义:“公共卫生乃一种科学的技术,用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增进健康与工作效率,由社会共同之努力,改良环境卫生,管理传染疾病,灌输个人卫生知识,及促进医事与护士团体之组织,藉能早期诊断及预防疾病,更事发展社会事业,使人人有充足之生计,以保持其个体健康。”[28]

在有的论述中公共卫生也包含个人卫生,因为公共卫生施予的对象是以个人组成的群体,“其所包含如个人卫生,儿童卫生,家庭卫生,学校卫生,社会卫生,体育卫生,工农卫生等问题,无一不与全市市民各个人发生关系”[29]。并且由于个人的卫生觉悟和行为良莠不齐,尤其需要公共卫生的引导,“‘公共卫生’包括‘个人卫生’,凡是一国的群众,和一个地方的群众,欲人人注重卫生,必须先有‘公共卫生’的设施”[30]。

独立于公共卫生之外的个人卫生,指的是“保养成一种适当的生理卫生习惯,俾吾人得享却病延年之福”[31]。其范围主要限于个体,有人援引法国狄克博士的养生法,将个人卫生的范围定为包括住所卫生、一般卫生、胃肠卫生、病毒卫生、睡眠卫生、呼吸卫生、精神卫生、学问卫生、职业卫生、衣服卫生。[32]还有人创出私家卫生一词,其包括个人卫生与一家卫生,以家庭和个人为施行卫生的单位。[33]

尽管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之间存在差异,但都统一于卫生之中,两者相互依存。因为“人不能离群孤立,所以只知道个人卫生,而不谋公共卫生,那个人卫生,就算是白讲;可是不讲个人的卫生,那公众的卫生,更无从讲起。所以个人卫生与公众卫生,是互相帮助不能偏废的”[34]。家庭卫生也是公共卫生的基础,因为“盖家庭卫生之使命,在使人人保持其家属之健康,并使对于公共卫生具有维护与推行之观念”[35]。只有每个个体实现了卫生,才有群体实现卫生的基础,群体的卫生又能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卫生,两者共同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可见,近代卫生继承了中国传统卫生对个人的关注,但其“有为”与传统养生之道的“无为”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于近代卫生超越了个人价值,将个人与社会和国家联系起来,并且上升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近代“卫生”最重要的隐喻。

在关于卫生目的的论述中,这种隐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卫生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护人们的身体免受外界环境的损害,保障健康和生命。因此,卫生“就是应用生理学,病理学,来预防疾病,以保全或增进个人和社会的康健的一种工具”[36]。更详细一点说,卫生的目的,“在保种,在强民,在使生殖增加,死亡减少;使幼得以长,壮得以强,老有所养;使残病寡孤,各得其助,此其大较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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