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在近代更是被视为国民，卫生正是个人获得国民资格的条件之一，“今欲豫备立宪国民之资格，个人自治为最要矣。卫生学亦个人自治之一端也”[38]。个人既为国民，“须知此身非为自己所专有，不可不保重生命，其对于家庭，有仰事俯蓄之责任，其对于社会，有共同维持之责任”[39]。因此卫生的目的不仅止于保全个人的身体，更是借此使身体发挥更大的效用，即“人类研究卫生，非专为一己健康起见，必须求于世为有用。盖健康非终点，乃完满服务之途径也”，个人实现健康不在于永远保全健康的状态，凡要进行工作、战斗、孕育等事都足以损害健康，牺牲一己的健康之躯去增进人类的幸福，才是个人卫生的最要目标，若强壮者自私自利不为社会服务，“实则为社会上的病人”。[40]这明确地道出了卫生的根本目的并不仅是保卫生命而已，更重要的是在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努力下造就健康的身体，并以健康的身体回报社会和国家，实现个人的价值。
自进化论输入中国，保种强身是为救国之道的论述渐多，而“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讲卫生”[41]。以卫生与否判别国家强弱，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国之强弱不必视其军备，但观其卫生事业是否举办即可论定”，西方各国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现在文明进化各国，以运用卫生为国家经济之动源，使民力及生利率，继长增高，安民乐寿，各得其所，国势强盛，民生福利，或感此是赖”[42]。
在经济上，卫生造就的强健人民能增加生产力，不卫生形成的孱弱人民则会损耗经济，身体强弱与经济增减进而与国家盛衰，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卫生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必要条件：“公共卫生与国家之盛衰，有莫大之关系。盖国家盛衰，以人民之强弱为衡，而人民能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如知注重公共卫生，则一国国民，类能健壮有为，社会中生产力，当然增加，生产力既能增加，国家之经济自然富裕，而国势以盛。反之，如不知注重公共卫生，必多孱弱无为之民，则精神物质，种种方面，亦必萎靡不振，生产力自必低减。人民非但不能运用其思想劳力，以谋同胞之幸福，臻国家于康盛，而社会及国家，反而增加救病济贫等支出，一出一入，经济力上之损失，宁能数计。”[43]
卫生还是一种回报率很高的经济投资，因为在近代人口已经具有金钱可计算的价值，以此能推算国家的富裕程度，中国若能施行卫生，减少枉死的人口，则“公共卫生虽费资颇巨，然其收利，总计之则远超其所费”[44]。在近代中国经济贫乏的情况下，卫生的投资显得更为必要。“中国目下最大的问题在于穷，愈穷愈需卫生建设（公共卫生大家认为可以增进民众工作效率，减少疾病死亡之损失，它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建设）。”[45]
卫生还与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誉相关，“盖一国卫生不良，往往害及他国也”[46]。中国人因不卫生的习惯而被外人讥为“半开化”，其行为“既妨公共之卫生，亦失国家之荣誉”[47]。一向自诩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却被“西人称我为文化不足，以我不知公众卫生之重要性，实其一端”[48]。甚至“各国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若个人和政府能切实施行卫生，“则列强之讥评，自无形而消减矣”[49]。中国要避免列强侵凌，必须提倡卫生，“故今之救国须救贫，救贫须救弱，救弱赖防病，防病赖卫生，未有民生不卫，而国能救者”[50]。中华民族若要振兴，必须提倡卫生，“吾辈苟欲我民族健全有为，能与世界各民族并驾称雄，则非先从事公共卫生之建设不可”[51]。在这些论述中，卫生成为改造民族积弱，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国家地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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